五、四千七百英里是两万五千里的一半——仓皇万里的出逃和七百三十天的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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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中共正史纪事本末》第一卷

五、四千七百英里是两万五千里的一半——仓皇万里的出逃和七百三十天的流窜

【按, 两个英国小伙李爱德和马普安热烈响应自称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行“红色之旅”,他们的“之旅”是重走长征路。

我们知道了两万五千里实际是一万两千里至一万三千里。”所有人都笑了。“所以长征没那么长了。” 英国小伙写下的日记里如此说。但他们还是尽量地给足了中国工农红军面子,说“一万三千里也是够长的”。

他们的标题是《长征不那么长》。这个标题被当时世界上一百多家报、刊直接引用了。

他们写下的日记体小说《两个人的长征》投寄给《中国青年报》时,报社记者坚持其实际距离是两万五千里,怕说了真话丢了饭碗进而小命不保。编辑们当然不知道应该是几公里,他们只是人云亦云,经不起实践的驳斥,最后还是采用了英国小伙的说法。

从一九五零年开始,许多文盲半文盲老共军开始撰写长征回忆录。为了体现长征途中自己的英勇无畏、可歌可泣,回忆中理所当然地出现大批不实的激进和贴金的描述。回忆录多如牛毛,所以国内基本没人去研究、推敲并公布那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长征途中的革命教材。这些情节,两小伙通过实地访问调查被搞清了。例如,长征到底有多长?人们一直搞不明白,为何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时,面对着对面桥头堡上的几挺重机枪,竟然有十八人安然地飞夺了。他们采访到泸定桥旁八十五岁的村民李国秀,这位“飞夺泸定桥”的目击者通过讲述还原真相:二十二个红军押着七、八个老百姓在前面带路过桥,守桥的部队顾忌前面的村民,不能胡乱地扫射,最后红军只死了四人而顺利过桥。这与若干年后的孟良崮战役和徐蚌会战中共军采取的方法一模一样。其他的如,中央红军是如何仓皇出逃的(是深谋远虑还是仓促起意)?刘伯承与少数民族头领的会盟是真是假?四道封锁线究竟是如何突破的?为何要“四渡赤水”?对普通丘八可以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但毛泽东一伙是如何用公款解决性需求的?… …书中皆有明确回答。】

国民政府对赣南闽北山寨的五次讨伐

中共在赣南非法建政后,总结了所谓的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是一九二八年由朱德在井冈山提出的。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他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抄袭了这十六个字,从此归入了“毛的军事思想”。这种战术在自己山寨地盘上的运用应该说是屡试不爽的,但在大部队的进攻面前则会显得力不从心乃至不堪一击。

为了消灭中共山寨伪军和伪政权,中国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开始,对中共的中央山寨先后进行了五次的“剿共(或称剿匪)战争”。

第一次剿共: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国军出动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约十万余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第二次剿共:一九三一年二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 围剿。
第三次剿共: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剿共:一九三二年五月,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的战略进行围剿。
第五次剿共: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组织和指挥对各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兼任剿匪军总司令。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共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以逐步压缩并摧毁共区。严重缺乏重火力的共军在国军的高大的垒楼、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面前遭受惨重损失,使之在这次反”剿共”的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共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起,中华民国对苏区举行第五次剿共战争,蒋介石任剿匪军总司令。剿共战争历时三百六十三天,以共军的彻底失败而结束(左)。 共军仓皇逃离苏区,开始漫无目的的流窜。 图为正在剿共的国军空军(右)。

第五次剿共和反剿战争是持久消耗的作战,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国工农红军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这是导致第五次共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毛泽东任共军总政委时,共军和部分国民党地方军阀达成中立协议,所以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剿共战争期间,共军只需与五万黄埔系中央军作战。中共三人团上台之后,国军各派系均被认为是敌人,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负担。

共军在情报上无法再占上风。国军指挥官大大加重了有线通讯的分量,共军再也无法破译。

在第五次剿共战争中,虽然国军的机动主力部队还是五万黄埔系中央军,但蒋介石五十万大军堵住了原来的缺口,完成了对共军的合围,保证了国军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 ,中华民国政府动员近一百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共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围剿历时三百六十三天,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才以共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此,共军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走上了漫无目的的逃窜之路。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急剧下降,一九三三年,“共军”两字如同瘟疫来袭,苏区百姓开始慌忙躲避当兵或当逃兵。

一九三三年,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共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赤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还有主要干部。永丰的营长和政委跑了,兴国的连长也跑了,那些司务长还拐带公家的伙食费大批的逃亡。一九三四年,于都大部份“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三百余人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两百人在山上。

各区群众向国民党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人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

 

但共军的兵源还是不断的。共军是怎么招揽兵马的?有一张中国工农红军宣传标语写道:“你想有饭吃吗?你想种地不交租吗?你想睡地主老财的小老婆吗?赶快参加红军。中国工农 红 军宣,一九叁零年八月一日”。

那些没饭吃、想赖租和想睡地主小老婆的地痞流氓纷纷加入了共军队伍。

史上最吸引流氓无产者的招兵广告

共军的仓皇出逃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了万里大逃亡。

 

中央共军大逃亡的起始处——长汀中复村(左)。长汀县城(右)。

关于大逃亡过程中发生的事,在中共的所有公开文章和书籍里找不到任何正确的答案。中共之所以不断篡改有关长征的叙述,主要原因是“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按,谎言?)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所谓长征,是中共到处乱窜的大逃亡。到后来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才有人夸大地一算,说是行程有两万五千里。路途如此遥远,就把它叫叫作长征了。

在中共的历史书里,写着共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而在同一教科书中却写着,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是“突围”。然而,只有失败了或行将覆灭时才会出现突围。到底是“长征”还是“突围”?实际的路程呢?英国有两个小伙子李爱德、马普安进行了一次“重走长征路”,仔细测定下来,只有一万三千华里,万里“长征”路几乎被夸大了一倍。

英国两位小伙子李爱德、马普安响应中共号召,在进行了一次“重走长征路”之后所著的《两个人的长征》中,揭穿了共军“长征”中很多见不得人的史实如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等等,包括逃窜的真实里程(左)。为了解决长官的性需求,共军在逃亡前夕选取了仅三十名“女红军”。能享受到性特权的共军干部也就只能是凤毛麟角了。除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外,还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邓发、凯丰、刘少奇、王稼祥。另,军方的高层有: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叶剑英、罗炳辉与其妻杨厚珍、萧劲光、周子昆、毕占云、曾日三、贺诚、周越华、袁国平、宋任穷(右)。

中央共军首先南逃湘西,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地势险要,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中共的武装割据。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共军的意图,在共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

四道封锁线上的秘密

长征”队伍首先得穿过四道碉堡重重的封锁线。然而,奇怪的是,它们竟完全不构成障碍。

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防守。粤军陈济棠是蒋介石的仇敌,曾跟共军做买卖钨矿的生意,也跟共军谈判好了要给共军让路,所以共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蒋介石早知共军跟粤军会有交易,但在“长征”前十多天,蒋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讲到粤军会“网开一面”。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派忠实于蒋的人去督促粤军,蒋拒绝了,叫他“你不要管。”

十一月初,共军来到第二道封锁线。一翼共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湘军,湘军的指挥官就是枪杀了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国军将军何键。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没有战事。蒋介石非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去把守第四道封锁线。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共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要消灭共军,这里再合适不过了。然而,共军于二十七日在长达三十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总共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里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而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挠。到十二月一日,四万共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湘江东岸的共军部队中,三千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是主力共军和中央机关人员。

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被称为共军历史上”三大悲剧“之一的共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的地点之一——广西省界首。(左)。提前阅读:二零一六年初,为纪念共军被围剿失败后的逃窜,伪造史实的电影《第四道封锁线》在井冈山大学招募群众演员,校方强制要求该校四个学院的男生全体参演,否则以旷课处理。戏服都是十年前生产,气味刺鼻,但导演组规定参演学生不准清洗服装,导致部分学生出现皮肤过敏症状。井冈山大学校方回应:已经和制片方达成协议,参演期间,参演学生的伙食费将按照剧组专业演员标准发放,每人每天发放三十元劳务费(右)。

蒋介石把红军一直往西赶,赶进贵州,然后赶向四川。这两个省和相邻的云南省一道组成了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和有一亿人口的中国大西南,大西南中以四川最大,最富饶。不但人口多达五千万,还有险峻的山岭护卫着它。蒋介石是按照持久战理论的指导,欲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但这几个省实际上是独立王国。它们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著。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强行进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共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共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蒋之所以保存共军主力,是因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军阀便不会感到足够的威胁。蒋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共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进的当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在贵州遵义城里的内斗和妥协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红一方面军在逃亡途中占领了贵州遵义,于是顺便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八十七号开会。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会上还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常委进行了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

                              

共军逃流窜中的第一次内斗就在遵义城的这间屋内进行(左)。这是一八六一年由法国传教士傅第业·沙布林在遵义城杨柳街北端购得一片土地后建成的中西结合的天主教堂。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由勤务兵簇拥着“长征”(右)。

这次会议后,中共在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势力,废黜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以洛甫负总责(中共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没有选举总书记或主席,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对外称洛甫为总书记)。

苏共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中共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焘。没有毛泽东。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二月至三月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录着:“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

一九五八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说“对此事记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中称“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

根据杨尚昆回忆周恩来说过的话,以及邓小平本人的现场追忆,邓小平的确参加了遵义会议,是列席代表。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记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称七十年代初曾听周恩来说邓临时做过会议记录员。八十年代,根据邓小平(时为太上皇)的暗示,此后出版的书刊都在正式参加人员名单中增加了邓小平。

在三十多年后“文革”的高潮中,出现了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人民网》上还出现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参加了遵义会议的文章。中共伪造历史一向不择手段。

遵义会之后,毛泽东与同周恩来、朱德一道,组成了共军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管军事,毛泽东帮助周恩来管军事。一直到了一九三八年,中共最高层对外宣传排名时,毛泽东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来。

几个共军干部在一九三五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一个共军干部还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还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但写到共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

王明说:“在斯诺的书(按,指《西行漫记》)中,逐字逐句、从头到尾、无论读多少遍,都无法找到毛泽东后来所捏造、那种对遵义会议历史的论述的任何痕迹.”

中央共军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州东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继续向西流窜。

四渡赤水的骗局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逃亡。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军又派大量部队增援,共一军团在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川军人一个师又两个旅相持不下。一月二十八日,共军和川军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共军失败。于是共军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共军一渡赤水以后,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国军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共军掉头向东于二月十九、二十日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此为二渡赤水。


共军红三、五军团一渡赤水的土城浑溪口渡口(左)。蒋介石让共军突围而去有他的想法(右)。

此后,共三军团先占遵义,又攻占茅台。为摆脱国军的驱赶,共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部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再渡赤水,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这就是“四渡赤水”。

中共说“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基本属于虚构。红军第一、第二次渡赤水河,都属于无奈之举,而且并不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渡赤水河也因无可奈何,且是否为毛泽东指挥尚存疑问;毛泽东指挥的第四次渡赤水河确有可取之处。其实,从灵活机动的军事角度而言,最精彩的不是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而是向南渡过乌江,毛泽东四渡赤水神话的建立,始作俑者是欺天罔人的说谎大师毛自己。也少不了其他人拍马的神功相助,其中,周恩来的贡献最大。

红四军的悲哀

接着,共军再西上逃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山逃亡五千里而来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共四方面军,与共一方面军和共二方面军并称为共军三大主力部队。四方面军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一九三二年七月 开始,国军以三十万人的兵力,对其发起围剿,这是第四次剿共战争的一部分。一九三五年三月,共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苏区,开始逃亡。六月,在四川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八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

 

红四军头目之一的小和尚许世友(左,横持棍棒者)。  红四军四川嘉陵江战役旧址(右)。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一九三六年七月初,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被迫率五军、九军、三十军和骑兵师西渡黄河,致力于打通前往苏联的通道。但是因受马家军阻截,加之后无援军,而全军覆灭。余部仅存四百三十六人由李先念率领进入新疆,被当地军阀盛世才缴械。一九三七年八月,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 。

西路军的末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共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一支孤军。这时莫斯科要中共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

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份是杳无人烟的沙漠。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高台战役是西路军史上一次慘烈的战役,董振堂率领二千多名共军,被数倍于共军的马家军包围,全军覆灭(左)。 西路军中逃窜成功的李先念(右)临死前官至党国主席。

毛把这支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据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中共军人遭到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两千名女共军被强奸后杀害,或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烟,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中共得权后,假意为西路军立了一个碑(左)。还为陈昌浩住过的房子挂了块牌子(中)。 从莫斯科归国时的陈昌浩(右)。

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定要置西路军全军覆没而后快呢?

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焘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暴乱的领导人,拥有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绊脚石。反过来,张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窝里斗,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陈昌浩是张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军,毛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意料之中。
   但毛同时又收纳了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但毛不能原谅陈昌浩的,那是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毛要张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则意欲南下。是日,张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部队的密探。截获此 “密电”后,叶连夜前往毛处密告。毛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
  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密探,至今仍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活埋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万人坑

共军逃亡途中,为保证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距离法庭一百多米,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有时,还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 这种大屠杀,直到共军逃离江西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照片中有一百多名共军活埋在万人坑里


   陕北共军将地盘拱手相让

此时的毛突然想到,在陕北,刘志丹的第十五军团约有七千人,决定把部队开拔到陕北。 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夺取最早在此创立根据地的刘志丹等人的领导权,就蓄意谋害刘。

毛按照他的拿手好戏“先打后拉”的老办法,谴责刘志丹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指他的二十六军部队内潜藏奸细,要进行“肃反”。

毛以中央的名义把刘志丹等人监禁,动用酷刑,冤杀了不少刘的部属。

被毛泽东用计谋杀害后,为遮人耳目,毛很不情愿地为刘志丹写下作者八个字(左)。倒霉的刘志丹(右)。毛泽东手下的机枪射出的子弹竟然能走弯路。

毛号称为了“抗日”的目的,打发刘志丹率部“东征”。结果在黄河以西的三交镇渡口,与阎锡山的军队发生遭遇战。据说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共军时,打中了刘志丹的心脏,使他 “壮烈牺牲”。毛为了利用刘志丹在陕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资纪念,并为他亲笔题词,实际上是烟雾弹。

问题在于,刘既不在冲锋队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点之内,而是在离现场两百米外的小山头上观察战事。刘死前,他的警卫员被支走找医生,只有毛派去“保护”刘的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一看其胸前伤口,明眼人都知道 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在刘志丹死后,他所部的两位指挥员杨琪和杨森,也同样在战斗中离奇地“被击毙”了。

在中共历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

毛泽东发明的新型文字狱——反党小说《刘志丹》

六十年代初,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出一部描述刘志丹英雄一生的长篇小说。一九六二年脱稿后,尚未出版就被一些报刊连载、转载。

毛依据属下报告,在会上宣布把《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点名看过小说原稿的习仲勋是“黑后台”,揪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将他们撤职查办。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文字狱”继续升级扩展,以配合毛的“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但西北老干部被揪斗、被关押、被残酷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株连延安地区陕北共军老巢的一般干部、普通群众,总共有六万多人受害。连已经死去三十年、过去被肯定为革命英雄的刘志丹, 也追究给他扣上“叛徒”的帽子批判。

为了批判《刘志丹》,毛泽东有发明了一句惊世骇俗鬼话:“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左)。 反复无常的中共中央为习仲勋翻案的通知书(右)。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着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比较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还可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

共军的绑票通知书——《筹款须知》

中共在初创阶段的财政状况一直是一个谜(人们只知道它曾经接受过苏共的卢布),但从“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的《筹款须知》的小册子中,人们可以略知一二。以下节录其中的“筹款技术”部份:

一网散开,精密调查。调查时要找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再找些土豪的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许诺事成后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实话。

迅速捉人,适当待遇。队员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暗藏手枪。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要埋伏二个以上的人拿手枪在土豪屋内,再埋伏几个人在屋外,等土豪回时,外面围著,并派人进去协同里面的人捉人。捉了本人当然好。

多贴条子,少写数目。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都要贴。每张条子要少开数目,即留有交涉余地。

有软有硬,加紧催款。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等手段。

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只有这样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优待土豪代表。与土豪代表来往要有专人接洽宣传,招待膳宿,言语要吹牛皮,饮食招待都要相当客气,而促其更努力奔走;对真能努力工作的,要许以金钱酬谢。

最后一着。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来个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

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绑票。当年的方志敏、徐海东和刘震都是闻名的绑票高手。

            

共军中闻名的绑票专家共军上将徐海东(左)。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作为中共九大代表瘫痪着被人抬进九大会场)、共军上将刘震(中)和方志敏(右)。

 

来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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