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原大陆医生:我为何远离器官移植(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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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封锁网络,大陆人通过翻墙了解真相。(LIU JIN/AFP/Getty Images)

“因为这个(活摘器官)本身对良心、对内心也是冲击蛮大的。” 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钟医生选择了能远离器官移植的工作。

在工作几年之后,对国内医疗体制不太认同的钟医生,最终出了国,“因为我觉得,在国内这个环境让我感到很窒息,所以我就出来了。”2019年12月19日,他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

(接上文)

初到国外

钟医生是辞去国内工作出国的,随后开始参加了一些民运活动,包括“十一”期间的系列活动、一些研讨会,以及最近关于香港反送中的集会等。

他也担心国外有中共安插的特工去监视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其实心理压力肯定是大,你即使是到了自由世界,你还是慌的,你的家里人还在国内,这个你没办法。”

“人保持善心很重要”

不管做医生还是做人,钟医生认为,“我觉得每个人内心本身是有一个良知在的,你要做的是怎么让它保持下去,而不是把它给泯灭掉。”

“可能在国内你待久了,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生活所迫,有的时候就不得已做违心的事情,做多了,慢慢慢慢人可能就变得麻木。”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人不能变得麻木”,“如果你能保持内心的良知存在的话,很多事情好像就会变得很顺利一样。”

他相信好人会有好运,“你看我到了这边,(签证)快要超期了,那个offer就拿到了,恰好这个时间点都好像算好的,好像冥冥之中有所安排一样,这个很难讲。所以我就觉得人保持善心很重要、很重要。”

思想转变是很痛苦的过程

从国内来到海外自由的环境中,在各种集会场合与不同的人沟通后,钟医生希望把国内的情况多向外界介绍一下,让海外能更多了解国内青年一代人的情况。

就他自己而言,在思想上的转变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示意图。(大纪元资料室)

在刚开始“翻墙”(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时,钟医生也不敢相信所看到的,“因为一开始信息量太大了。”学理工科的他,不会轻易确定也不会轻易否定所看到的,“先持怀疑的态度,但这件事情(活摘器官)我就记住了。”

他表示,当知道的消息多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确定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当彻底地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的时候,他说:“当时大概有个三四天,整个人是一个恍惚的状态。就看周围的人都觉得不一样了,原来他们和我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他描述当时自己的那种感受,“就是有一点像《黑客帝国》里面已经觉醒的人了,看了后,(发现)原来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周围的人都还蒙在鼓里。但你知道你去直接和他们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懂的,你直接跟他说、和他辩是辩不回去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他推己及人地表示,“当一个人第一次知道真相之后,他心里其实是痛苦的,很少有人说:‘啊,我知道真相,我很高兴。’(他)一定是痛苦的。”“好像你要强行地灌输给他一些让他痛苦的内容,他内心一定是排斥的。”

中共让人们甘于在井底

作为曾经的国内精英一族,钟先生也知道,“现在国内很多人觉得国内那点就够了,因为国内,包括娱乐、休闲啊各种方面,它已经把你的注意力给塞满了。”

“它(中共)就用这种方法让你们想要知道外面世界的欲望就降到最低,让你们觉得甘于在井底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出去了。”

对国内青年人而言,翻墙了解真相的代价也高,“现在墙又特别高,又有各种直接的阻力。翻墙翻得不好,也容易暴露自己,翻墙现在也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他感叹,让国内人了解真相很难,“更多的人可能不愿意为了一个自己看到的可能会痛苦的事情,还要再去冒风险,这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一种求知欲,还有怎么让他慢慢自发地去找。”他说:“那么可能要通过一些委婉的手段,慢慢地,可能要暗示他们一些事情,‘唉?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可能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所以挺难的,因为我个人也是一步一步才慢慢转变过来的。”

他认为,当翻墙的难度降低,“可能也要经过若干年持续地保持这个信息(事实真相)的输入,那国内的人才会大部分清醒,所以我觉得是任重道远。”

网民收拾房间时发现的一张陈年小光碟:翻墙光碟自由门。(推特)

“《伪火》对我冲击最大、让我转变最大”

钟医生用自由门翻墙,一步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伪火》,那个是对我冲击最大、让我转变最大的。”他说。

“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那年,他还在读小学,但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连他这样的小学生也不放过,“当时还在看动画片,一天下午突然动画片就断了,然后就开始放怎么怎么……当时觉得很害怕。”他说。

如全国所有小学那样,钟医生当时所在的小学也组织所有小学生参加“声讨”法轮功的征文比赛。

“小学生怎么可能去写呢?”他说,大家就抄,即使大篇抄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老师也高兴,“有的人写了很长一篇,后来一看,这个话小学生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

“当时我们一直确实以为他是自焚了。”他说,“但我后来看到那个纪录片,有很多无法辩驳的那些漏洞,包括视频回放,那就瞬间击碎了(谎言)……因为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国内很多事有所怀疑了。”

“如果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还是不愿意相信国内很多都是假的。”他说,“那这个东西(《伪火》纪录片)等于是说有很多确凿的证据说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党可以为它的政治需要不顾一切地来做这种事情(假自焚),我当时就对它失去希望了。”

《伪火》2001年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记录了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由中共自编自导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求圆满”伪案。该世纪骗局煽动起十几亿人的误解和仇恨,漏洞百出,已被联合国备案。

不过时至今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还在持续使用“天安门自焚”伪案,继续对学生进行仇恨宣传。

“国内新闻越来越不靠谱”

通过对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了解,钟医生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造假宣传的套路。

他认为,“我就觉得既然这种(假自焚)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相信现在这个新闻。现在的新闻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需要而捏造的。”

以致他不管碰到什么新闻,首先想到的是在墙外看一看,与国内新闻比较。他说:“这个行为做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现(国内新闻)就越来越不靠谱。”

“现在就已经不靠谱到什么程度?国内的假消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任何一个国外突发的新闻,国内都不会第一时间知道,大概会隔个三四天之后才知道。”钟先生无奈地表示,“突发新闻有可能是跟它之前的宣传不符,它经过三四天上下协调,就是高层要以什么角度去报这个事情,它要过了之后,统一一个通稿出来,大家都按照这个来。”

在不断比较国内外新闻报导的同时,他发现中共报导新闻时,是用打“时间差”的方式来统一宣传口径。

他举例说,在近期的香港新闻的报导上,中共就是使用这个方式。

他说,“当时国内你在群上讲‘香港’两个字都不让发,然后后来它通稿成了之后,就可以大片地发了,那发出来的都是统一口径的。”

“这个太明显了,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太明显了。”他说,国内的突发事件就更不用说了。

他表示,国内人还以为自己和国外是同步看到新闻,其实不是。

“国内的人他并没有注意到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他可能觉得他也是刚刚知道,在他看来,他看到的东西就已经是真相了。”他说,国内人还会有想法,“‘你们国外人知道的事情我们国内人也知道呀,只是我们知道的和你们知道的不一样,那凭什么你们说的就是对的,我说的就是不对的’,他没有发现他中间一定有一段时间差的。”

钟医生也尝试着想让国内的人多知道一些真相。他谈到自己与他们的互动经验,“有的人一看就是遭受洗脑比较深的,那么就可能不太会去说。”

“但有些人,你从他言论当中发现其实他是有一点民主的萌芽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和他联系,那么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说,也要慢慢慢慢跟他说一些,后来他会坚定他自己内心所追求的一些东西。”

他羡慕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自由社会,从小被培养民主意识。“中国就没有从小培养,甚至是从小反着培养,那你要再掰过来就很难。”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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