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习发话后疫情反转 凸显两大危机(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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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官方通报称,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停运一切交通工具。但有民众表示,带菌者可能已散布至全国各地。图为2020年1月21日的武汉火车站。 (Photo by -/AFP via Getty Images)

根据中共发布的最新信息,截至1月22日19时,大陆共确诊47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死亡9例,感染病例主要分布在湖北、北京、山东、上海、浙江、广东、四川、云南、江西、天津、重庆、湖南、河南、山西、宁夏、广西等地。

而在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针对记者就近日确诊病例激增,是否存在瞒报情况时,避而不答,反而称“我们高度重视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十分重要”,并指曾指导湖北武汉市卫建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等等。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家卫健委所谓的重视和公开信息以及确诊病例激增,恰恰是在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发话后,而此前不管民间披露从去年11月、12月开始武汉肺炎有多么严重,有多少人倒下,中共官方和媒体都是一概否认和回避,甚至警方还“处理”了8名所谓的“造谣者”。

而就在1月19日,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刚对陆媒公开称,疫情是“可防可控的”,该说法也在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的最新公告中出现。

剧情很快反转。20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称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但还要“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随后,李克强也作出了类似批示。

习李指示和批示后,中共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还是在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国家卫健委成立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卫健委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这意味着此病毒存在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央视也请来防疫专家钟南山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新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而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武汉肺炎的提问时,强调当局“高度重视”,态度“严肃认真专业”。

至于各地方政府也是迅速行动起来。比如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21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习的指示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一如所有的中共官员,蒋超良在吹捧完习后,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把遏制疫情蔓延作为当前头等大事”,要“严防死守,紧盯查病源、堵源头、防扩散等重要环节”,落实“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云云。其他各省市也基本按照这个套路发布了新闻。

习李发话后,能否查到病源,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并不让人乐观。由于防止扩散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以及超级病毒感染者的出现,随着春运,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或者感染者正走向四面八方,病毒正在以人们难以想像的速度扩散。以此推算,正月里,也就是2月份,将是各地发病的高峰期。

很明显,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过程与2003年的SARS相似。先是官方掩饰、撒谎或轻描淡写,然后坊间传消息者被查处,公众一直被蒙在鼓里,其后在海外出现病例,中共承认并采取措施……直到SARS神奇的消失,中共官方也没有找到其真正的来源,也没有透露真正的死亡人数,而坊间传说至少死了一万多人,而非官方通报的几百人。

以此推断,对于同样是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新型冠状病毒,各地官员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更是为了保住官帽,而有意瞒报亦是大概率事件。习发话后疫情反转以及各地官员应对的态度,凸显了习政权的两大危机。

其一是不仅诸多事实表明政令难出中南海,而且下情上达通道亦现障碍。不久前,海外有媒体爆料称,现在习近平举步维艰,进退两难,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一个强大睿智的执政班底,只有一帮专事逢迎的庸才聚集在其身边,而那些具备实际执政能力的团派大员,个个心灰意懒,出工不出力。这也是近来中共内政、外交昏招迭出的原因。

无疑,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在几个月内没有被中共高层知晓或者重视,不得不说与环绕在习周围的庸才、佞臣和出工不出力的官员有关,在前者看来,让习以“人民领袖”自居,沉浸在形势大好中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而其中是否另有阴谋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对于疫情,能瞒多长时间就瞒多长时间。

其二是中共官员普遍心存末世心态,除了逢迎上级官员,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没有人愿意真正为百姓的福祉考虑,也甚少有人真正愿意维护中共政权。

这几年来,虽然北京高层多次谈及“四个意识”,甚至让官员们表态效忠,并拿下了大量官员进行威慑,但中共各级官员的“两面嘴脸”却愈加娴熟。一方面,明明内心并不相信中共的宣传,但口头上却都喊得非常响亮,向中央和核心看齐,要“不忘初心”,重复领导人的陈词滥调,搞出了不少让人作呕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具体落实工作时,则是多说少做,避免触碰雷区,即所谓的怠政。这些官员中既有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也有为维持既得利益,反感反腐而暗中抗拒的。还有不少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捞特捞并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家人移居海外,以免在中共沉船时殃及自身。

可以说,像1976年唐山地震时主政唐山附近青龙县县长冉广岐和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那样,没有向上级备案就向全县百姓预报可能发生地震,从而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的官员,今日已不复存在。

前些年,大陆网站曾热传一篇中纪委官员习骅写的《官员都在坐等出事》的文章,作者借清朝嘉庆年间发生的癸酉之变,即天理会在首领林清带领之下攻进紫禁城,箭射隆宗门,几乎端了皇帝老巢之事,分析清朝中后期朝政“因循疲玩”(懒政怠政)之弊,以古喻今,训诫本朝官员。

按照习骅的总结之语,那就是“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不过,官员这个狭隘的人生目标正是中共自己种下的,而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又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的中共官员,在防控新病毒疫情中又怎么可能尽心尽力?除了为官位考虑瞒报外,“坐等出事”也就丝毫不奇怪了。而这样的中共官员在疫情防控上只会增加民间的不满情绪,只会对本已民心尽失的习政权造成新的打击。加之无法履行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难以压制的香港民众,持续高涨的国际反共大势,中南海高层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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