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奇特的 “延安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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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中共正史纪事本末》第一卷

八、奇特的 “延安一代”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迷醉了无数青年人

一个党人创作了一首叫做《延安颂》的歌:“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 …”歌词与曲调均十分的优美。还有人在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创作的小说里描述了穿着破军装的年轻男女在巍巍的宝塔山下,在滚滚的延水河畔自由漫步、纵情歌唱、畅谈理想和憧憬着共产主义美妙未来的欢乐场景。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支歌曲迷倒了国统区无数年轻人( 左)。在延安越吃越壮的毛泽东(右)。

当时中国大城市里的年轻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大都蕴藏着绝对浓厚的小资情调,经不起似乎浪漫生活场景的撩拨,纷纷投奔延安,尤以上海和北京的知识青年为最。他们的这种冲动,在一九三九年刘少奇的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话里有着精彩的描述。他们之中,有的是真心地来到此地想耕种一块“共产主义的试验田“;有的是为了体验“打土豪、分田地”式劫富济贫的快感;有的是想试试亲自批斗“坏人”和枪毙地主的乐趣;有的是向往着如宣传中那样一块自由和民主乐土;有的是为了逃避家庭包办婚姻铤而走险;有的是青年男女冲破家庭的束缚私奔心目中的天堂;有的是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的某些论述 而来的。宣言里说:“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按,文中的“公妻制”英文版本为“community of women”,德文为“weibergemeinschaft gemeinschaft”,都可理解为“妇女属于共同体”,而中文与德文的译文则相当于“公妻制”。

一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沙尘滚滚、物质贫乏、文化落后的黄土小镇,数不清的青年来到这里,连正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会放弃学业来此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

美国的一个男人埃德加-史诺也来凑热闹。

史诺是美国记者。这年夏天他访问了毛后,写了本《毛泽东传》,后来又写了《西行漫记》。他的书在全球为中共重塑形象。

斯诺的访毛,是毛叫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再找一个医生而被有关人士看中的。毛看中了斯诺,看中他是美国人,还专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周末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和《纽约先锋论坛报》(NewYorkHeraldTr ibune)写文章。斯诺来到红区,同行的是黎巴嫩裔美国籍医生马海德。(GeorgeHatem),药箱里藏着共产国际的绝密文件。马海德留下来做毛的御医,斯诺住了三个月。

毛准备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问题单预备了答案。毛对斯诺讲的故事既有宝贵的讯息,也有大量的虚构和捏造,斯诺一概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他称毛和中共领导,相信“在六千英里‘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斯诺一切照搬,使许多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但斯诺却说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美国居然也有这种人。

电影镜头里和史诺笔下的毛泽东是这样“长征”的(左)。正式“长征”中的毛泽东是这样“长征”的(右)。

美国的埃德加-史诺(左)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右)。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是中共组织翻译的,特别选了个灰色的书名《西行漫记》,使人觉得这是本客观中性的书。除了这本书和《毛泽东自传》以外,斯诺的访问记还出了另一种单行本,也有个中性的题目:《毛泽东印象记》。

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毛后来赞美斯诺“不下大禹治水之功”,竟把斯诺的信口开河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功劳相提并论(按,唐诗人皮日休的一首诗里称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功可与大禹治水並论)。

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进延安。古城名字的意思是“延伸安宁”。沿山而上,俯瞰延安城的还有一座千年九层宝塔、大小庙宇和佛像。清凉山下是黄沙翻滚的延河。

延安曾经是工商业要地。 StandaOil在此勘探石油时,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共军干部享受。共军还占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产,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作为中共的大礼堂。许多当地人,特别是有钱人,闻“共”而逃,留下了几百幢空屋,毛选中了一所大房子。长途逃亡以来,毛泽东开始过上了舒服无比的日子。后来的人们在许多照片中感受到了毛生活的朴素,其实不然,不是毛节俭,而是毛不会打扮也基本不肯换洗衣服。

延安大教堂(左)改为延安大礼堂(右)。

毛的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毛还有一处住宅在中共克格勃的大院枣园,另一处更机密的住地在枣园后沟。重重叠叠的山峦深处,毛可以坐汽车从加宽的小路一直开到门口。枣园后沟的房间有个后门,直通一条秘密地道,以备紧急时跑到山的另一边。毛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礼堂的主席台。大礼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学建筑的人设计,看上去像个天主教堂。除了中共克格勃人员在这里开过几次会外,它从来没用过。

毛泽东在延安有三窟。这是其常住的枣园,并非窑洞(左)。 毛泽东位于杨家岭的住处,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右)。

最公开、离当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杨家岭,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一家邻居为他洗衣缝补。厨师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当地人的磨子,那是“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当地人说。

共产党的新形象吸引来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间,他身边有了些时髦漂亮的城市女青年。毛对也喜欢追逐女人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只能维持最多四十天”。还好,有个从上海投奔过来的叫蓝苹的女人及时投入了其怀抱,才使他不必维持四十天。

四十年代,一批从延安采访后回到陪都重庆的记者对宋美龄赞扬CCP(,按,此系“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的正直、理想和牺牲精神。宋却这样回答:“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滋味。”。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陶铸老婆曾志对延安生活的回忆

一个老革命女人的回忆录(左)。陶铸与曾志因“革命工作”需要假扮夫妻,不久成了真夫妻(右)。这样的事例在那个年代数不胜数,例如江雪琴与彭咏悟。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老婆曾志这样回忆延安的生活:

“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把头发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我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著了。

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这些男女乱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强迫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烧掉,牲口宰掉,跟着这伙疯疯癫癫的男女去推翻旧社会。结果,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这些“革命者”成了愤怒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从村里冲出来,高喊杀共产党。

正规军赶来,一个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我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我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著。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曾志在回忆录里说起过男女婚恋问题。到四十年代,千里迢迢跑到延安,寻找共产主义烏托邦的学生和官员人数已达三万人。

大批知识青年的来到,使得婚恋成了大问题。中共规定恋爱自由、结婚要组织批准、打胎则实行管控。最平常的事情是“打游击”:一个男的碰到一个女的,问一声“打个游击吧?”女的说“好吧!”两人就钻进枣林。

由于住房紧张,婚后的夫妇没有条件单独居住,只能每到周六晚上“团圆”一次——先提出申请,再缴费,就可被安排在临时腾出的窑洞里。洞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没有饭吃。住一次五角钱。即便如此,总共十几孔窑洞,往往供不应求。周末的小客栈总是客满。

曾志在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里,一不小心为人们漏出了大量的、在中共编写的党史里见不到的革命事迹。

延安一代”的确切定义

要了解”延安人“,先要了解“延安一代”。所谓延安一代,特指中共自一九三五年十月长途流亡至陕北后由国统区投奔到延安的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当然,它还有个特殊的含义。

抗战前后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三十万人(按,这三十万人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绝大多数被“抢救”、批斗、充军、收监、枪决)。

不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不论清寒子弟、纨绔青年;不论小偷强盗、土匪恶霸,纷纷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投奔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圣地延安。这是部分懵懂人氏正行进在朝圣路上(左)。音乐人冼星海到达延安后,卖力搞音乐。这是他在指挥《黄河大合唱》(右)。

为了吸引这批涉世不深或虽阅历无数却受其煽情的年轻人和少数年长者自投罗网,毛在起初开出了很多吸引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条件,类似后来大陆党国改革开放时期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例如:

改变一九二八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比如,音乐人冼星海即因为得到创作出入双自由之诺才决定赴延。

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就“亲自”藏刀接见。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特约面谈。两位教师因而深感“受宠若惊”。

流落到关内的东北抚顺人王福时与史诺同样地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他的总题目为《延安归来》的文章时不时出现在北京的《东方快报》上,人们被好奇心驱使着,争相传阅,使《东方快报一时“洛阳纸贵”,对扩大延安在全国的影响起了十万八路军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图为自感做了一件大坏事逃离中国后于二零零六年已届九十六岁的王福时回国时的样子(左)。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成了各路“热血”人奔向延安的中转站(右)。

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个连队的党员要发展至80%。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一九三八年春,十八岁才入党的冯兰瑞,不到一年就发展了十二个党员。此时,“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按,至一九八二年又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也就是,即使不读马列主义、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要到达延安并有入伙登寨的愿望也暂时不需要“投名状”,随时可以批准。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十元五角。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上海和江苏的“知青”最受欢迎。

不分性别、信仰、党派、阶级,只要来到延安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反动分子”也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三岁,最大的有七十五岁。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去舞场、爱开福特自备车的上海小姐,还有凸肚少妇、拐瘸大汉、裹足女人、南洋华侨。

待遇上也向知识分子倾斜。一九三七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两斤大米、一斤鸡蛋、还有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三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三元五角元,教员四元,主任教员四元五角元,校长五元。普通学员一元,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王光美到延安,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她吃中灶。

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象当年李世民接见新科举子时说的“看天下英雄都入我彀矣!”地感慨”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国民党内的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

一九三八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就在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至一九四二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

对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高知,只要表达入党意愿,立即批准,毋须候补期。”燕大学生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百多燕京生进入延安。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学生多为精英。名校生的到来更优化中共队伍的队伍。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中明显落败。截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中,学生党员仅约三万。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当时的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

延安一代性饥渴的解渴办法

大批知青聚集延安,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居住条件,都决定只能实行禁欲主义。

对延安一代,先是实行禁欲主义(领导自己不禁),再对“性解放”眼开眼闭(左 )被黄克功因强迫“恋爱”不成而枪杀的陕北公学女生刘茜 (中)。枪决前高叫“毛主席万岁”的黄克功(右)。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此事发生后,在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国统区,《中央日报》将其作为“桃色事件”渲染,认为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临刑前,黄举起一只胳膊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黄克功事件后,婚恋问题开始解禁。延安及周边地区开放了几家规定的客栈,让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可以预约在周末排队等候,同居一宿。毛泽东还批准妇女可以刮宫。著名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范元甄两次堕胎都得到批准,她感激涕淋地说:“感谢伟大的党,两次刮宫,一句话都不问就批准了。”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应该及时行乐。以后,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到延安后,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黄土小镇一下来了这么多女青年,吸引了无数土人的眼球。这是延安女子大学(左)的和抗日军政大学(右)的女生。

大城市来的女青年都曾经相约坚决不嫁老首长,除非有“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但由于僧多粥少,嫩粥们后来大多嫁给了老僧们。例如,胡耀邦和李昭(左)、彭德怀和浦安修(中)、邓小平和卓琳(右)。

大城市来的女青年都曾经相约坚决不嫁老首长,但最终皆因僧多粥少,嫩粥们纷纷下嫁老僧。例如,胡耀邦和李昭、彭德怀和浦安修、邓小平和卓琳。

此外,还有如: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再离、再结,最后,与北平来的王光美成婚。

南方姑娘钟路遭男士“围追堵截”,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只好与张力克早早结婚。

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二十二岁的长征女王定国被安排给五十四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

邓小平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北平来的大学生卓琳。卓琳虽嫌其太矮,但组织出面,还是嫁了。

十九岁姑娘朱明由组织安排,嫁给五十多岁的林伯渠。

延安一代的特点

延安一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略知一点马列皮毛教条,终身思维运行于很小的框架内,出不了马列绳圈。他们不知道马列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甚至不知道还有它物存在。对他们来说,事情倒也简单,马列之外,一切都是”封资修”,毋学毋识,一句”唯心主义”便打发了一切中外学问。

中共刚得权时的“红色文艺评论家”共二十四人: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夏衍、丁玲、陈企霞、陈涌、黄药眠、巴人、以群、冯牧、孔罗荪、沙鸥、刘金、舒芜、郭小川、秦兆阳、邵荃麟、康濯、王若望、于黑丁、姚文元、李希凡。这张名单除年轻的李希凡、姚文元二人外,均为延安一代。二十四人中,大学毕业生仅四人。但他们的最后学历均为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受过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的人,总要温和一些。越是学历浅,越是经过’左’倾文化过滤的人,批判别人的劲头越狠越凶。他们的批判往往充溢着浓烈的火药味”。

给“延安一代”批量生产大学本科学历的学校之一的抗大,里面的教员和学员基本不懂马列为何物(左)。给“延安一代”批量生产大学本科学历的学校之一的陕公,里面的教员和学员基本不懂马列为何物(右)。

给“延安一代”批量生产大学本科学历的学校之一的鲁艺,里面的教员和学员基本不懂马列为何物。

其实,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是马列主义者。他们,包括非知识阶层的毛泽东在内,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读马列主义的书。各根据地还出现扣留书籍和教员的事。一九三九年,邓小平带了两位马列学院教员上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军总部才派人赎出两名教员。延安给山东送去二百本《联共党史》,山东只收到七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延安一代的青年、延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本人都基本没有读过,甚至有的连书名也没有听说过。不过也不能为难他们,他们虽是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人,但真要他们看,怕也看不懂。

从延安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辈子的思想深处与”马列主义理论”没有丁点关联。例如,根据毛泽东的自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至多也只能算半个马列主义者。后来的“著名学者”李锐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才知道有一本属于马列的书叫《反杜林论》。黄源晚年承认:”我们过去太不知道学习了。如我们在四明山(按:共军浙东盘踞地),实际上有时间,但从来没有认真弄通一本马列书、毛主席著作,即使读一点,也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下去。”

延安一代虽然基本不读马列书籍,但对共产主义则一往情深。然而,他们的所谓共产主义,也只停留在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延安青年在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说:”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战胜利后,延安某单位墙报讨论”进城后的第一行动”,有人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先要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馆子”,延安一代对共产主义也就这点想象力。抗大教员一级的高知,想象力也极其有限。

哈佛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燕京女生龚澎和杨刚交往甚密:”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所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充其量不过像所学到的英国文学知识那样多。……她们之所以是马列主义者,因为她们信仰党,接受党的训练。但这种信仰实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她们相信仅靠个人努力,只会一事无成,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燕京大学毕业生、得权后当中共国外交官的龚澎和燕京大学毕业生、与浦熙修等人被称为抗战时期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著名记者杨刚说,她们基本没有读过马列的书。

后来被称为成为“红色理论家”的都是去延安之前就已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与教授。曾任蔡元培秘书的范文澜四十七岁入延安;周扬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之一部分)、留学日本;陈伯达先后就学集美师范、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大;胡乔木先后入清华、浙大三年;艾思奇毕业于云南省立一中、留学日本生;于光远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杨献珍毕业于武昌国立商校。稍有成就的也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陈学昭为留法文学博士、丁玲进过上海大学。

赴延知青大多来自中产以下平民家庭,基础知识原本浮浅,只读了一点文学名著。入读广州大学、留苏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在延安写的《自传》里记述了少年教育:”除了直观的客观知识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传》增益了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一九二五年,他参加学潮后的体会是”从此次风潮中,我体验到广东教育及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性,一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认识,即中国大学教育是坏的。做一个国民,初中毕业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学社会知识以认识社会,即可进入社会活动,不要进大学,大学越学越坏!因中国的大学受阶级性的局限,无例外的只是教导一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货色。”

中共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周扬也是”文革”期间因关在“牛棚”里闲得无聊才读了《马恩全集》、《列宁选集》。陈云”文革”期间充军江西三年,通读《列宁选集》。李锐说:”他(按,指毛泽东)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王明对延安女大的学生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很低,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如你们高呢!”一九六一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必定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动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按,此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

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材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均为商务版)。被誉为”学者型革命家”的乔冠华、龚澎夫妇,得权后也未啃过大部头著作,闲暇读物主要是文件及参考资料。

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和”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构的理论体系,需要把握体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确认体系中每一观点的合理性,并详细考察各论点之间是否抵触,与人类基本价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构,难度高度大大超过仅需一个”点”的批评。换言之,批评只须出示论点,不必出示论据,亦毋须周延性论证。批评所需的价值支撑仅仅来自某一零碎的”语录”。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一句”毋庸置疑”便回避了一切质疑。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属于旧式文化加许些马列主义,或曰旧诗词旧小说加马列主义。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他们头脑中储存的是简化后的马列公式、抽象概念。

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也成为得权后毛泽东所推行的所有一切运动的上层“基础”。今后几十年里中共所生产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有延安一代的通病。

对美国的一往情深

中共在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表现得对美国情有独钟。即使在一九四六年它发动的全面内战开始后,为了鼓励士气,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也是说说而已的。他说他“向往”着美国的一切,特别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

《新华日报》几乎在每年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节都要发一篇赞美美国自由民主精神的社论。

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创刊于武汉的《新华日报》与一九四一年创刊的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及一九四八年创刊的《人民日报》一样,说话一个腔调。这是汉口《新华日报》旧址上的新民房(左)。《新华日报》在重庆庆祝创刊三周年(右)。

一九四三年的社论里说:“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女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社论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社论又说:“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 …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 …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社论还说:“我们的人民,从小就知道华盛顿(上左一)的诚实、林肯(上左二)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上左三)的博大与真诚,玛克吐温(下左一)、惠特曼(上左二)教育了我们这一代。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 … …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一九四四年的社论里说:“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 …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

社论甚至说,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左)、华莱士副总统(右)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为孙中山先生所继承。而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

“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 …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 …

“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一七七六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 …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 …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 …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

一九四七年的社论还是这么说。

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中共这么写的企图。它是在争取美国能站在它一边,它是在向中国国民政府“合理、合法”地要权。而事实上,老老实实的美国人也真的一次又一次地上了它的大当,以为中共正是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从而开始抛弃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让它轻而易举的得到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然而, 到中共最终夺得政权之后,尤其是在联合国军出兵朝鲜时,马上翻脸,把“美帝国主义”骂得狗血喷头。很多中共授意的歌词中唱道:“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美帝国主义要武装日本,我们坚决不答应!”;“打、打、打,咱们打、打、打,打死那个美国狼。美国狼那个黑心狼,杀害朝鲜人民,侵犯我们边境,简直是发了狂,它简直是发了狂”。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就骂,一直骂到一九七九年稍有收敛,但直到现在还对其爱恨交加。

中共得权后,罗斯福、林肯纷纷变回坏人的角色,“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穷乡僻壤。

郎朗在白宫演奏反美乐曲

就在二零一零年,中共党魁访问美国时,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还授意一个叫郎朗的小青年,在钢琴上演奏中国五十年代的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众所周知,电影里的猎枪对准的就是美国。好在美国人也不那样小肚鸡肠,一笑了之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有一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说,这是文艺的指路明灯。

在其之后的几十年间,在它的“指引”下,中国没出过一部象样的小说、歌剧、话剧、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象后来饮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因为脱离了它的轨道才创造成功的。正因如此,该曲不久就被宣布为大毒草。上海和北京的音乐学院里的学生屡获世界大奖,他们演奏的曲目也都是因为不在“讲话”上。而按照“讲话的精神”创作的“文艺”至今没有一样在国际上得过任何的奖项。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细看他的作品,也没有一篇是符合“讲话”精神的。

这一年,正是“讲话”出笼七十周年。有人看到了无限的商机,异想天开地邀请了一百个人手抄这篇东西,规定每人抄写一百七十个字可得金钱若干。一百个人由“老中青”三代组成。奇怪的是,那些因从前曾经创作过不在它禁锢范围里的作品而受尽人格侮辱侥幸活着的“老一代”人也为了继续没有尊严地活下去而“欣然命笔”。

被邀人员组成的阵容十分壮观:有钦定的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中国作协现任主席团委员、地方及行业作协主席、副主席,其他中国作协成员和文艺界人士。

贺敬之抄写的《引言》部分。老眼昏花的贺还特地将“引言”两字描粗。

所邀请到的“老中青”三代人士中,大部分在五、六十年代因没有遵守“讲话”的规矩而被斗得死过去又活过来。但他们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痛”。

贺敬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还至死不悟,竟用颤抖的手”领衔”抄写“讲话”引言中的一部分,“一笔一画”抄写完,又特意把“引言”二字描粗,字迹实在不堪入目。江南人把这种字叫做”蟹爬字”,实在是拿不出手的。

向古人死人和洋人学习—-“老三篇的出笼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和造反派把毛泽东写的所有文章中的三篇短文的政治价值吹上了天。

这三篇短文的题目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在“文革”中被称为“老三篇”。里面提到的三个人的名字分别为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一个死人、一个洋人、一个古人。毛泽东大力号召人们向这三个人学习。

《为人民服务》里的张思德为烧制鸦片而死。

一九四四年,张思德参加鸦片的“大生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七月在安塞县烧制鸦片时,因房屋坍塌而被压死。当局说他是为烧炭而死。炭的原料是树木,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连小树也难以生长,不可能从遥远的地方先把大木头运过来,再叫张思德们去把它们烧成木炭。

共军在南泥湾垦荒种植罂粟花(左) 南泥湾鸦片大丰收——《延安日记》作者在南泥湾鸦片田里(右)。

张思德在熬制鸦片(右图左)。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去南泥湾游玩并欣赏美丽的罂粟花返回延安途中,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教导营长宋承志用报纸将吃剩的半只烧鸡包裹起来,塞进毛泽东右边的衣兜里,因而毛的右口袋显得鼓鼓囊囊(右图前一。毛的婆娘江青拍摄) 。

法学家于浩成对记者谈延安种植鸦片(左)右图表中的“特货”就是鸦片

白求恩。白求恩曾在西班牙内战时作为“国际纵队”的成员去支援过那里的革命。后来到了延安;再后来到五台山,在那里因血液受到感染而死去。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英雄。对于许多到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或者留学生来说,能到白求恩故居去参观,是件十分荣耀的事。即使年轻的一代并没有经历背诵《老三篇》的年代,但是他们的父辈,却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那是一个青春躁动、一个需要英雄、一个只有一种精神选择的年代。

由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莎朗合作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求恩。全书披露了很多以前白求恩不为人知的故事。

生前的白求恩(左图右)死后的白求恩(右)

一九二六年,白求恩得了肺结核,他认为自己快死了,强迫妻子与他离婚。此时的白求恩生活相当放荡,他酗酒、抽烟,晚 上参加各种舞会,生活相当没有节制。

斯图尔特表示,他了解白求恩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地位。因此,他也最担心中国人民是否会接受一个他书中描写的真实的白求恩:“我们既不是要创造一个英雄,也不是要毁灭一个英雄,我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最有魅力的人去讲述他的故事。”

白求恩在加拿大看到了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国爆发全民抗战后,他向美国共产党募集了五千美元,购买了一批医疗器具,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达中国。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白求恩去世。去世时年四十九岁(按,毛泽东说他是“今年五十多岁了”)。

《愚公移山》里的愚公(Foolish old man 即愚蠢的老头)家门前有两座山挡着路,他决心把山铲平。另一个“聪明”的智叟笑他太傻。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两座山终究会铲平。”后因感动天帝,所以天帝命大力神的两个儿子把两座山搬走了。

大陆人从小就知道中国古代有个愚蠢的老头做着一件被称为伟大却是愚蠢的事情。

这个故事如果作为激励人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始终不渝、坚持不懈地去完成某件事,那未尝不可。但根据毛氏的一贯作风,可以合乎逻辑地做如下两个判断:

其一、毛穷其一生,想尽办法贬低知识分子。这里的智叟就是一个总代表。后来他曾经得出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结论就是其最好的注解。也不知他把自己归在高贵(愚蠢)或卑贱(聪明)中的哪一类。

其二、鼓励人民群众专做大跃进样的蠢事、傻事。有人算了一笔账,从三个方面来说明愚公之所以为“愚蠢的老头”的原因:搬家比移山要节约得多,应该选择搬家;他自己专制独裁地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子子孙孙身上。子孙们慑于他的淫威,可以暂时搬去几筐石头,但他不能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可以设想,到了他之后若干代子孙,一定会怨声载道。移山之事就此夭折,还要把愚公祖宗骂到第十八代。

《你是灯塔》—–“开国大典上的哀乐

有一首几乎家喻户晓的歌叫《解放区的天》。这是根据河北沧县民歌《十二月》的曲调写成的。原词中有“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 …呼儿海呀”字样。歌词的主要意思是把延安美化成美好的天堂。它随着共军部队辗转,传到了全国。共军开进大上海的第二天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送“革命歌曲”,而《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打得好》和《你是灯塔》这四首则规定每天必定播放。

这四首歌曲中,以《你是灯塔》最为有名。

“红歌”的作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图为没被斗死的曲作者王久鸣。

延安当红歌曲《你是灯塔》在三年后变为反动歌曲(左)。 一九八零年起再变为革命歌曲并被列为推荐的红歌。别看此刻唱得欢,不定哪天又变为反动歌曲了,大家都是右派分子(右)。

一九四零年六月下旬,“鲁艺”正筹备在“七一”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校文工团要创作新歌作为献礼。词、曲创作任务分别交给年仅二十的沙洪和久鸣。沙洪只用了十分钟就写好歌词。拿到歌词,久鸣也只用了十分钟左右,就谱好了曲。歌创作出来后,很快就口口相传,不胫而走。但它在共党建政后没几时就被禁止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上,共军刚建立的乐团演奏的曲目中就有《你是灯塔》—-本应是这首歌曲的光荣,但没想到,厄运却因此而来。参加典礼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成员对陪同人员说:“奏的曲子,像是苏联追悼会上的歌。”
苏联人的随便一句话便是“圣旨”。抄袭苏联悼歌、还在开国大典上演奏,罪可至死。于是,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在十月下旬便被禁唱。久鸣背着这种“罪名”,被发配到河南一个小县城,先教高中、后教初中、再后教小学,最后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中惨遭迫害,眼被打坏。

《你是灯塔》式的悲剧不胜枚举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先后建成通车。大桥的建成被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大肆宣传,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专门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彩色纪录片。  有人报告江青,说这部电影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中抄袭而来。江青大怒,马上在京召开有关文艺界人士大会,要查清作曲者是什么人。
有关部门查到作曲者是上海电影乐团的青年演奏员乐祖风。就立即在上海召开全市文艺界大会,逐字逐句传达江青讲话。好在查明乐祖风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一清二白,所以未加深究,但还是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会后,乐祖风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作检查。
        这前后两段音乐都因与“苏联”有关。前者是因苏联老大哥一句无心的话;后者是因苏联已是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中共的敌人了。

黄色歌曲《东方红》的原型

按照当局掌权后给“黄色歌曲”所下“定义”,《东方红》的源头可说是彻头彻尾的黄色中的黄色歌曲。

从前,陕北地区有一首民歌《芝麻油》,歌词是这样的:“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还是我的三哥哥亲”。

后来,共军来了;再后来,共军改称八路军,于是,中央共军剧社将其改名为抗战情歌《骑白马》,用原来的曲调填上新词。歌词是:“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位小学教师叫李锦祺的,把歌名改为《东方红》;一九四四年,诗人公木重新写了三段歌词。歌词完全走了样,说毛是“人民大救星”。

一面大肆宣传无神论,高唱《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怕神仙皇帝”,一面又大吼大叫“他是人民大救星”。

拓展阅读 《德皇威廉练兵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共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袁世凯小站练兵,徐世昌帮忙写了《大帅练兵歌》,用的是《德皇威廉练兵曲》的曲调。歌成,被两湖总督张之洞抄走。张作霖听到了,也抄走。又被冯玉祥听到了,抄走,改名为《练兵歌》。现在我们还经常能听到这支曲子,是中共重新填词后把它称为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又把《大帅练兵歌》称为《北洋军军歌》。

国民党重新填词作为国民革命军(国军)和奉军(张作霖)等新军阀的军歌。歌词片段: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好  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  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  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 …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  莫叫官长费心又费劳  第二棚内常讲卫生好  无有疾病哪能生疲劳  第三枪丵械自己要保好  临阵之时发枪多灵巧  第四军服洁净最为要  若不洁净外人多耻笑  第五棚内弟兄和气好  同心处事切莫相争吵  第六临阵奋勇向前跑  如果退却军法不能饶  第七莫看吃酒赌博好  官长查出军法不能饶  第八莫怕弹雨枪和炮  效命疆场才能显英豪  第九服从官长为正道 遵守营规这事为最好  第十功课要受官长教  立了战功升官有多好 … …”

共军不会写乐曲,就将《德皇威廉练兵曲》的乐曲填上歌词,取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片段: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 … 第二 … …”

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共代表团坚持要美国乐团把此乐曲作为引领中共代表团入场时的进行曲。美国人听过曲调之后,即欣然答应。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德皇威廉练兵曲》的曲调。中共喜欢,美国人喜欢,连台湾人也喜欢,皆大欢喜。美国人何乐而不为呢!

比窦娥还冤的黄世仁——歌剧《白毛女》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因为父亲还不起赌债而被卖给地主,父亲在除夕夜羞愤自尽,女孩在大年初一从未婚夫身边、从父亲的遗体旁被拖走履约。她在债主家成为一个受尽欺凌的丫头并被强奸,在即将被卖给人贩子的前夜侥幸逃走,跑到山里变成了白毛女。这就是“白毛女喜儿”的故事——它对仇恨的利用和艺术处理,在任何时代都会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愤慨。这个故事取材于华北的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一地主一直无子,喜儿作为三姨太被娶进门后还是生了个女儿,结果母女被一起赶出门;有说一家父子都看上喜儿,打了起来,出了人命,喜儿被嫁祸;还有的说小夫妻打架闹分手,女的一气之下出走……结果都是她逃到深山,几年后头发、皮肤变白,视觉类鬼。

歌剧《白毛女》剧照

黄世仁是制造出来的中国四个最冤的恶霸地主中最早出现的人物。黃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老实农民,经过一辈子艰苦创业,买下十五亩田,最终田产扩大至一百零五亩并将其传给独子黄起龙。读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几十年后,将祖业扩大到千亩良田。他将其五个儿子先后起名为世字辈的仁、义、礼、智、信。黃家五兄弟在當地名声不错。

黃世仁是长子,自然继承父业。他为人善良,经常接济乡里、行善积德。人称“黄大善人”。

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白劳与黄世仁是结拜弟兄。杨洪业四十一岁去世。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不耐辛劳,又染上毒瘾,使家业衰败。在杨白劳所欠巨资无力偿还时,黄世仁给他大洋一千元,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出外躲债,误喝盐卤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延安舞蹈

严格来说,延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舞蹈。但有一种舞,也应该记载在中共党史里,那就是待中共夺权后不久就被禁止的“交谊舞”。还有一种“集体舞”,同陕北腰鼓、大秧歌和歌曲《你是灯塔》随着共军的节节推进,传到了全国。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在延河边跳集体舞(左)。 延安贩菜卖馍的小商贩也积极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坚持每天做完生意以后,集体训练一个小时。这是延安运动会的跳远比赛(右)。

开始时,延安的舞蹈是扭大秧歌。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延安时兴交际舞。报道说:“破军装,烂草鞋,油烟味,汽油灯下,一对对男女胡乱起舞。”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延安交际舞渐次稀落。一九四三年元旦开始,再次扭陕北秧歌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从上层开始,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兴起。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

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新鲜舞蹈

史沫特莱时年四十五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当她初见朱德时,就用双臂抱住朱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各亲了一口。延安从未见过这种见面礼。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狠狠地了朱德两口。

她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试着教干部们跳舞,干部们勤奋好学。朱德同她揭开了交际舞的序幕。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彭德怀喜欢袖手旁观。贺龙据说是惟一有节奏感的人。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后来,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史只要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毛很快就来了,手里还提着一袋花生米。

图中的延安美女是舞会中的常客(左)。毛泽东很喜欢跳舞。他常常迈着笨拙的舞步,仿佛在与一位美女进行重量级别极不对等的摔跤比赛。史沫特莱说毛“在生理上没有节奏感”,所以跳舞的样子很难看。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干部的婆姨们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的合法婆姨贺子珍(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毛泽东们跳交谊舞。反对也没用,跳到最后,毛太祖就跳入江青的怀抱了。毛泽东的翻译、北京师大外语系毕业的延安第一美女吴莉莉(右)与史沫特莱经常教毛泽东跳交谊舞而成了贺子珍的情敌,后被迫出走远嫁。

后来,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了一批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学生。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贴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土八路的女人们醋性大作。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

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抗战的大后方日日帷幄阴谋,夜夜升平歌舞。不知在前方天天浴血奋战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包括了第八路军和新编陆军第四军)的将士们该作何种感慨。

延安艺校—-鲁迅艺术学院

毛泽东对一个叫鲁迅的人关怀有加。所以在延安时期成立的一个“艺术”学院就以这个人的笔名命名。这所学校后来改过不少名字,但人们都一直称它鲁艺。

鲁迅,今天的中国人,似乎人人都知道,但似乎又人人都不知道。

鲁迅的小说中充满了阴郁、压抑的氛围和灰暗的色调。鲁迅的性格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他孤僻,清高,不圆通,几乎不参加任何宴会。这是很典型的抑郁症状。他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意思就是“待死堂”。而在《呐喊》的序言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在钱玄同找到他之前,他一直在做他自己也认为毫无意义的抄古碑的工作。

中国大陆的学生,从小学开始,每一册书都有鲁迅的文章,传统的教育中鲁迅被灌入了太多斗士与革命者的形象,光芒耀眼,让人看不到真实。

他的密友内山完造是个日本特务头子,以上海为根据地,以鲁迅这样的中国文人朋友做掩护,不知为日本侵华做了多少铺垫和准备。日军占领上海时把中国的商务书店等都交给内山完造经营管理——这叫接收敌产。日本人战败后,他是数十万日本在上海“侨民”选举产生的总头目,安排日本“侨民”回国等等行政事务。

鲁迅对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医药,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历史辉煌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每个看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有两点感慨:一是国民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这样“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文章屡屡问世;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在鲁迅的眼里,中国人人人都是自我欣赏、自视清高的阿桂(按,指一个《阿Q正传》中的人物),是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涓生(按,指一个《伤逝》中的人物),是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按,指一个《祝福》中的人物)。

鲁迅生活的时代是日寇随时准备灭亡中华的时代,但他却一直在给国民政府添乱、跟日本人勾搭、给中国人泄气。同时代的日本人却在宣扬自己的国民是神的子民、在宣扬天皇是神;同时代的德国人在鼓励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在论证自己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在在宣扬自己是上帝的孩子,是自由的火种。而鲁迅在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五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中国的医术是骗术。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而此时的中国军民在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

延安美女们的凄凉结局

在延安,被干部看中或蹂躏过的“美女”没有一个有好结果。

当年从上海到延安的漂亮女子一共有三位,她们分别是江青、苏菲和李丽莲。江青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到延安,第二年与毛泽东同居。一九七六年毛死后,她作为“四人帮反党分子”的重要一员被抓,被判处死缓,使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成为反革命分子家属。

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在舞会上,共产国际特派员德国人李德向李丽莲求婚。婚后,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共产国际要李德回苏联述职,两人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从上海投奔延安的三美之一的鲁艺校花苏菲(左)。上海来延安的的三美之一的李丽莲(右)。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篮球队的女生个个靓丽活泼,引得土八路干部眼馋、口水直流(左)。延安的冰球比赛(非现代意义上的冰球,(右)

当年延安的第一大美女苏菲,一九三九年十月到延安鲁艺,她曾与江青、赵丹在上海同台演出《大雷雨》。一九四零年,苏菲与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结婚。文革时,曾被定性为特务的马海德以及苏菲被抄家关押。

延安还有著名的“三美”:刘志兰、浦安修和叶群,他们都成了高级将领的压寨夫人。

著名的嘉定浦家三姐妹之一的浦安修,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延安,嫁给彭德怀时才二十岁,“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最后决定离婚。

延安另有“三美”(自左至右):左权妻刘志兰、彭德怀妻浦安修和林彪妻叶群。

刘志兰和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好友,据说被公认为“领袖夫人中的头号美女”。一九三九年刘同左权结婚。左权去世六年后,刘志兰重组家庭。

林彪一九四二年与叶群在延安结婚之前,原妻张梅是“陕北一枝花”。但张梅好动林彪却爱静,在苏联离婚。叶群于一九七一年被指反革命集团的要犯,死于非命。

范元甄曾和江青、叶群、孙维世并称“延安四大美女”。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同去延安,范元甄受到重用,一九五九年又因李锐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随者而受到牵连。两人于一九六一年第二次离婚。在之后的各种运动中,范元甄疯狂揭发李锐、揭发亲人,她似乎变得只有党性,而没有了人性,最终众叛亲离,人变成了鬼。

延安“四大美女之范元甄(左)和孙维世(右)

延安的诸多“美女”们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又大多献出了生命。他们越“美”越凄惨。

来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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