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研制生物武器杂谈(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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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武汉新冠病毒(COVID-19)显微图。(Creative Commons/Wikimedia)

现今这场瘟疫,把中共生物武器研制问题抛上了浪尖。3月26日,美国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在一条推文中表示:“今天我们纪念《生物武器公约》签约45周年,重申《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消除生物武器的承诺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在其最新的《军控、防扩散与裁军遵约》年度报告中说,虽然中共签署了《生物武器公约》,“没有可用信息表明中国采取了相关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由于存在潜在的双重用途的应用及其潜在的作为生物武器的威胁”,美国关注中国的军事医疗机构对致病细菌产生的毒素的研发是否遵约。

的确,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真正来源,“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来源说”并非空穴来风。武汉病毒研究所名义上属于中科院系统,但其军方背景却是排除不了的。

中共迄今拒不公布“零号病人”,拒绝美方专家来华抗疫(最终来到中国也未能接触医院“脏区”);疫情早期即已安排销毁病毒标本、严控相关信息等等。另一方面,又炮制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肆无忌惮的将病毒来源指向美国、美军。这些都无法不使人们的疑虑——中共研制生物武器——加深。

其实,包括生物研制的中共军力发展状况,一直都在美国的关注之中。自2000年始至今,美国国防部一年一次(除2001年外)发布《中国军力报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公开版,一个是机密版。

在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公开版中,美方认为,中共正在投资“关键技术”,其中包括“gene editing”(基因编辑),这些技术将为商业和军事应用的未来创新奠定基础。报告提及,中共2016年制定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5次提及发展基因编辑 ;哈尔滨兽医所通过基因编辑创造出来的 135种新病毒,武汉病毒所通过基因编辑所研制的任何新型病毒,完全可以在“军民一体”的中共制度下,成为生物武器。这从技术上、法律上、操作上,对中共没有任何阻碍。

而且,中共继续通过获取外国技术和知识来补充本土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例如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工业和网络间谍活动以及建立外国研发中心等。

在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公开版中,虽然没有点明中共在发展生物基因病毒武器,但有讲到中共在发展“基因编辑”、“基因克隆”,而这些基于生物基因工程的技术,都可以随时用于军事用途。报告还提到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灵长类的基因克隆(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及其团队于2018年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一对双胞胎婴儿胚胎细胞的CCR5基因进行改造,尝试使婴儿获得可遗传的对部分艾滋病的免疫力的事件)。

2018、2019的报告中,美国政府都关注到,中共的国防发展战略(如“军民融合”)和法律(如“国家情报法”)是军民两用、军民一体。这样,任何的民用科技都必须服务于军事力量和军事目的。中国生物基因工程达到的、拥有的任何技术和能力,一定能够为中共军事机构所用。

《中国军力报告》公开版,因为诸多政治、外交和社会心理考量,在相关内容披露和文字表述上,是相当有限的和极其克制的。美国对中共生物武器研制情况的了解,绝不限于此。

这里举个例子。2007年8月7日,据韩联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将韩国指定为全世界最有可能遭到化学、生物、放射能武器及核武器攻击的地区,并指出有必要制定特殊对策并进行训练以防万一。这是由于美国认为朝鲜很可能不仅拥有大量的化学武器,还拥有生物武器和核武器。鉴于中朝的特殊关系,美军这一措施,其实也是对中共发展生物武器的不言而喻的防范。

事实上,中共研制生物武器由来已久。20世界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中共编造了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谎言,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细菌战运动。中共的生物武器研制由此发轫。中苏都热衷于“三战”(即核战争、生物战、化学战),苏联曾大力援助中共。

数十年来,中共指称美国发展生物武器、危害世界,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生物武器研制。(由此不难理解,现今大瘟疫中,中共为什么公然指控美军队传播了病毒。这不只是一种推卸责任,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是指责美军在发展生化病毒武器,使中共发展生化武器有了合法性。)

生物武器研制的进展,依赖于当代生命科学的大发展。普遍认为,1970年代,发生的第一次细胞学分子生物学革命;20世纪和21实际之交,发生了第二次基因组学革命;当今以交叉会聚为特征的第三次生物科技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在生物科技加速演进的背景中,中共生物武器研制也颇有进展,这从中共军方出版的两本书中或可窥端倪。

2011年1月1日,作为《前沿军事观察哨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新武器》一书。该书 “第七章 超杀魔力——新概念武器”中,9种新概念武器中单列了“基因武器”和“新概念生物武器”来具体介绍。

6年之后,2017年1月1日,中共上将(2015年晋升)、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出版《战争新高地》一书。在这本书中,对生物武器的就不是作为“武器”来考量了,而上升到了“新型领域军事战略问题”。该书聚焦太空、网络、海洋、深海、极地、生物、智能等七个新型领域,称在“生物:军事变革新引领”一章中,具体阐述:生物科技革命将引领新一轮军事变革;生物领域军事斗争悄然展开且愈演愈烈;生物领域军事斗争的手段样式各异;生物领域军事斗争特点突出;全面提升应对生物安全威胁能力等诸问题。

2019年2月23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题为“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的文章。该文说,“近年来,生物科技在军事斗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融入新兴武器装备开发与军事能源供应、作战主体健康与战斗力保障、塑造未来战场环境、战略战术决策支撑等方面,以生物科技为基础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已经初步形成,成为科技强军不可忽视的战略选项。”这大致是中共生物科技军事化的轮廓。

该文还认为,2035年或将是国防生物科技突变的临界点,届时,国防生物科技将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迈入国防科技创新的核心地带。

该文提到的2035这个时间节点,和中共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是相吻合的。可以说,这是中共对生物科技军事化的一个阶段性战略目标。

(中共军事“三步走”战略自1997年提出,经中共19大修改,即“将原来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间提前了15年”,强调: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发展生物科技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引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贺建奎CRISPR“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虽然,迫于压力,深圳法院判处贺3年徒刑)就是适例。由此,国际社会更应警惕中共的生物武器研制和生物科技军事化。

试举一例。在中共的宣传中,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渲染“灭族灭国的生化武器和基因战争”。2003爆发的萨斯,就被艾跃进(已故南开大学教授,2006年成功申报全国非军事院校唯一的军事学硕士点)等等人说成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战争,此类观点广为流传。

因此,在妖魔化美国后,马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等,公然宣称要“建立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犹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库,尤其是需要研发出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武器。”

可以说,没有底线的生物武器研制和生物科技军事化,是中共对世界的一大威胁。

现今这场瘟疫,进一步撕开了中共的画皮。拒绝中共、围剿中共、解体中共,时不我待。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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