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灾难的蔓延(图文)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74) 作者: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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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这场灾难的原因是相当技术性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拒绝遗传学的苏联学者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倡导的一些农业方法,在中国很能博取人的欢心。他们被强加给农民,结果是灾难性的。毛泽东宣称,他相信“谷物在一起生长得快;种子在一起生长时最快乐”──试图将阶级友爱(class solidarity)强加于自然。于是,种子以正常密度的5至10倍播下,结果造成数百万株幼苗死亡。耕作方法的强度是灾难性的。在全国性运动中也犯下了其它错误。消灭吃谷物的麻雀,导致寄生虫数量巨幅增长。因侵蚀加剧和首次海水高潮时有洪水泛滥的风险,而仓促、草草建造的大量水力设备,被发现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而且,就人命而言,这些水力设备的建造成本是巨大的:在河南一处工地,6万名工人中就有超过1万人死亡。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种大型谷类作物上(如同在工业中押在钢铁上一样,其口号是“大就是美”),毁灭了所有较小的相关农业活动,包括饲养对生态系统平衡往往至关重要的家畜。例如,在福建,高利润的茶园都被当作稻田重新播种。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的重新分配是灾难性的。尽管资本积累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195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4%),但它被用来建造考虑不周或完成得很拙劣的灌溉项目,并用来在城镇内发展工业。尽管一句有名的毛式口号宣称“中国靠双脚走路”,但来自农业的所有血液都注入了工业。不合适的资本配置决定着仍然异常的人力资源分配:1958年国营工业雇用了2,100万名新工人,这相当于一年内单个部门85%的增长。1957至1960年,在农业以外工作的人口比例从15%增加至20%,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由国家养活。与此同时,农村的工人被农业之外的一切弄得精疲力尽。他们正被征召进入大型工厂项目、产出多半无价值的小型炼钢厂,并参与对传统村庄的破坏以及新城镇的建设。在1958年出色的收成之后,就断定可以将谷物产量减少13%。这种“经济上的精神错乱和政治上的谎言”相结合,导致了1960年的收成,许多农民虚弱到无力收割庄稼。河南自堤坝和灌溉工程实际上完工后,成为首个被宣布为“百分之百水利”的省份。它也是受饥荒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估计那里的死亡人数在200万至800万之间。此前,国家配额达到了顶点,从1957年的4,800万吨谷物(占总产量的17%)上升至1959年的6,700万(占28%)。那些撒谎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管理者,完全被自己设的陷阱所封闭。在所谓的示范区凤阳(安徽),1959年宣称收获了199,000吨粮食,比前一年的178,000吨大幅增长;但实际产量仅54,000吨,而1958年仅89,000吨。尽管数量不足,但国家在这次虚幻的收成中拿走了非常真实的一部分,索取了29,000吨。第二年,几乎人人都不得不喝清米汤。《人民日报》刊登了1959年那句有些荒诞不经的口号:“在富足的一年里省吃俭用。”全国报刊开始盛赞每日小睡。医学教授出来解释一些中国人的特殊生理机能;脂肪和蛋白质对这些人来说,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也许还有时间改变方向并让事情变好。1958年12月,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与苏联严重分裂的开始,尤其是1959年7月备受尊敬的彭德怀元帅对共产党政治局和毛泽东战略的抨击,让毛泽东有了纯属战术上的政治理由,来拒绝承认国家正面临任何困难,从而拒绝承认任何责任。于是,这位头脑过于清醒的国防部长就被林彪所取代。后者对舵手表现得奴颜婢膝。彭被边缘化,但实际上当时并未被捕。1967年,他被开除出党并判终身监禁,于1974年死去。毛泽东的仇恨是持久的。为了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他于1959年要求将人民公社扩展进城市(一种实际上从未实施的策略),试图以此来强化大跃进。接着,中国经历了大饥荒,但毛仍能保有权力。正如林彪后来所说的,历史是由天才创造的。

由大跃进所导致的饥荒波及全国。在北京,运动场和休闲区被改造成分配区。在首都,人们的阳台上将能找到200万只小鸡。尽管该国幅员辽阔,气候和文化千差万别,但没有一个省能够幸免。仅这一事实就显示了官方解释的荒谬性。这种解释将饥荒归咎于本世纪一些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事实上,1954年和1980年受到的气候干扰要大得多。1960年,中国120个气象站中,只有8个提到任何后果的干旱,只有三分之一提到干旱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问题。1960年达到1.43亿吨粮食的收成,比1957年减少26%,1957年几乎与1958年一样。收成已降至1950年的水平,而人口却在10年间增长了一亿。在存粮分配方面通常享有特权的城镇,部分因为靠近政府,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冲击。1961年,在最黑暗的时刻,城镇居民平均领取181公斤粮食,而农民领取153公斤;农民的配给量减少了23%,城镇居民的配给量减少了8%。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如那些传统的中国领导人,毛认为农民笨拙而原始,实际上对他们关心甚少。这同他所鼓励的围绕自己的那些传奇背道而驰。

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北部和西北部最脆弱的地区,是上世纪(译者注:19世纪)唯一真正遭受饥荒的地区,此时受灾最严重。相比之下,在最北方的黑龙江,相对未受影响,且大部分是处女地,随着该地区成为饥民的避难所,人口从1,400万增至2,000万。与早前欧洲的饥荒一样,专门经营商业农产品(如油籽、甘蔗、甜菜,尤其是棉花)的地区产量急剧下降,有时多达三分之二。由于饥饿的人已买不起他们的产品,这里受饥饿侵袭特别严重。自由市场上(或在黑市上)大米的价格上涨了15甚至30倍。毛主义教条加剧了灾难:因为人民公社有责任自给自足,各省之间的货物转运已大幅减少。由于饥饿的矿工离开去寻找食物或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耕种地块,煤炭也很缺乏。由饥饿引起的普遍冷漠和解散加剧了这种情况。在辽宁等工业省份,影响是累积的:1960年的农业产量下降到1958年的一半;1958年之后,全国转运下降到仅150万吨,而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平均有166万吨食品抵达该地区。(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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