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庚子年半 大陆主流民意抛弃中共

庚子是个极不寻常的年份。中共人祸酿成的大瘟疫,让“天灭中共”宏势空前彰显。中国,抛弃中共已成主流民意;世界,抗共联盟初步形成。天心民意,风云际会,日新月异,形势丕变。中共每一天都过得心惊胆颤。

本文不作宏大叙事,只就大陆民众心理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讲四个体制内人士的事例,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从“李文亮之死”刷屏,到艾芬“发哨子的人”之删帖转贴奇观

大瘟疫之来并非无踪,但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隐瞒、造假,死要面子,“形势大好”,打击吹哨子的人。应该说,李文亮医生是个善良的人,并没有想当英雄,只是出于人性的本能,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认为出现SARS提醒同行注意保护。

但,仅仅这,就触犯了中共的大忌讳,李文亮4天后被当地警方“警示和训诫”(在他之前,已有8人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同样罪名被武汉警方“处理”)。继续工作在第一线工作的李文亮,不幸感染毒病,2月7日凌晨分病逝,年仅34岁。

李文亮之死引爆了民众的怒火。一家声称为中共“当好耳目、成为参谋、争当助手”的人工智能高科技公司“沃民高新科技”,在一封向“中央有关部门”呈交的建议报告披露,2月7日截止到10时有关李文亮逝世的信息量,仅TOP50的微博账户覆盖的粉丝人次即超过10.050亿,“已经成为一个刷屏级事件”。李文亮过世后,中国民众继续到其微博留言,至5月初已累计超过90万条留言,平均每天5000条,有评论指李文亮的微博是中国的哭墙。

李文亮吹哨的信息,来自于他的同事——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3月10日早上,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人物》杂志在网上发布3月刊文章“发哨子的人”,全文以对艾芬的采访回顾了她从疫情之初到现在两个月的经历与感受。她说“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要到处说”,这句市井之言穿透了中国。然而,“发哨子的人”被全网秒删。

文章被封杀后开始了另外一个故事,审查官一次次删帖,网民始终不肯罢休,就像一场疯狂的接力赛,以各种方式使其无数次复活,转发,以数十种语言在各种自媒体、公众号、网站转发,表情符号版,甲骨文版,汉语拼音版,16进制编码版,歌曲版,甚至用上了古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好像这是一场与审查官的生死决斗,好像这是为了保存一个稍纵即逝的珍贵记忆。

李文亮和艾芬,属于大陆的体制内普通人士,这样的人大约有1、2亿,家境大多殷实,甚至优渥,他们是中共体制的社会中坚。甚至,2019年8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李文亮在个人新浪微博转发支持香港警察的内容。但是,生活教育了他们,这个阶层开始觉醒了。

在中共控制下的颠倒社会里,曾有诗人说“我并不是英雄”,“我只想做一个人”。可是,如果你们都去“做一个人”,那谁还来做奴隶?中共为所欲为的统治还能维持下去吗?任何想“做一个人”的人,都是中共的敌人。中共摧毁的就是“人性”,所要的只是“党性”。然而,在生死存亡面前,人性却是无法抑制的,自救是人的本能。因此,“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方方《武汉日记》火爆

这场大瘟疫的爆发地和震中——武汉,1月23日无预警封城,4月8日解封,多少人如何度过(或未能度过)这段人间地狱般的日子?2月4日晚,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发报导中披露:中宣部已调集300多名记者深入湖北和武汉进行采访报导。但,中共的这些“大宣传”都成了徒劳,因为一个人的若干篇日记。

这就是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纽约时报》称之为“在一座被封锁的城市,记录不安和愤怒”。这些发表在其个人微博上的60篇日记,实时记录了病毒的广泛传播及政府对市民的强制隔离,“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并提出了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方方微博账号当时关注人数约为380万。她在线发表的日记(或截图)像野火一样在微信上蔓延开来。“亲爱的网络审查员,你们应该让武汉人说话,”方方在2月写道。尽管日记某些细节引起一些争议,但网民中压倒性的声音仍然是“只要是真实的,就应该记录下来……你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它都在那儿!!”

但是,4月,当《武汉日记》国际版在亚马逊上进行预售后,中共操控的舆论开始对其口诛笔伐。方方遭遇了围攻和网络暴力升级,出现了恐吓方方的街头大字报,用“拳头教训方方”的网络威胁以及南京雕塑家计划在秦桧跪像旁添“方方跪像”的网文。

方方之所以受到如此强烈的抨击,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全球传播导致中共面临国际压力直接相关。6月10日,中共《解放军报》主办的中国军网文章称,“‘方方日记’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海外攻击中国的‘新子弹’,其描述内容荒诞到不可思议”。而中共大外宣《多维网》称,“在政府决策与行为不当时敢于站出来批评是一种责任担当,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需要时学会克制自己,也是一种责任担当。”暗示方方要“顾全大局”。

《武汉日记》英译者白睿文教授也收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信和恐吓信,在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出版之后有很多书评,包括一些美国最大的媒体平台都做了非常有深度的书评,没有一个试图把这本书当成“伤害中国的武器”,唯一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中国国内那些攻击这本书的人。所以他觉得特别荒谬,极左势力一直强调这本书有意伤害中国和抹黑中国,其实作家完全没有这个意图,他也没有,出版社也没有。

中共虽未对方方直接动手,但对其支持者们则出手了。例如,7月3日,中共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37号公告称,河北省重点中学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的人大代表资格、人大常委和教科文卫委员会专员资格被一并终止。又如,6月20日,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梁艳萍、博士生导师,被开除党籍、并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而海南大学退休教授王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和、南昌大学教授静娅等人则遭到五毛举报。

如果说李文亮和艾芬还属于体制内普通人士,那么,方方、梁艳萍等等,则算体制内的精英人士。在中共眼里,这类人“一方面拥有体制内生活带来的权益,而同时又发表‘反体制言论’”,尤其不能容忍。而中共这种不容忍和打击,强制“一言堂”,势必带来当权者和体制内精英人士的分道扬镳,无形中更多的“敌人”被不断制造出来。

前足球名将郝海东宣读《新中国联邦》中文版宣言

6月4日,在“六四”31周年之际,郝海东向世人宣读了“新中国联邦”的宣言,顿时震撼全球,引爆网络,当天微信中关于“郝海东”的搜索量暴涨22倍。

郝海东在宣言中说:“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中共是共产国际资助的、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的恐怖组织。其在中国的极权统治已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制、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

视频中,郝海东的妻子、前羽毛球名将叶钊颖,并肩在郝海东身旁,带着笑容轻松地说,“不是我们站出来,总有人会站出来,只是这个机缘巧合,这个机会上天给了我们。”

尔后,郝海东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时说:“共产党处理六四问题,以及文革整死那么多人,现在连提都不让提。改革开放40年了,现在又要人民摆地摊过日子,你说这是共产党应有的吗?体育界为拿奖,擅改运动员年龄,造假成风。这些都是我看不惯、要跟中共决裂的原因。”

郝海东并说,“香港人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智和文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追求,绝对令人赞叹。我可以说,香港是我心目中的圣城!”

6月29日,夫妇两人在以各自名字“郝海东”和“叶钊颖”为用户名的推特账号上互动发推文,表面他们两人有共同的“反共”理念,并会一起走完人生的反共下半场。叶钊颖的这条推文写道:“反共的大义理念,使我与郝海东相知、相恋,走到一起。”

7月4日早,郝海东和叶钊颖夫妇接受“路德时评”的采访,讲述了他们在宣读宣言前后这一个多月来幕后、台前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坦言他们当时确实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中共它有它的一些手段,包括不让他儿子出境、冻结他们夫妇全部银行卡、找他们国内家人谈话、封锁他们的微博、找他前妻等等。

叶钊颖说,郝海东宣读宣言前,有一天晚上,“郝海东坐在沙发上不睡觉,一言不发,就坐在那,然后我知道他要干嘛。当天睡觉的时候,我是一晚上没睡,我想了很多很多问题。”“第二天起来,我就把遗嘱写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你想干嘛你就干去吧,我完全能知道体制那个东西吧。”

郝海东、叶钊颖伉俪,属于大陆体制内成功者,在功成名就的过程中亲密接触了中共的糜烂和腐败,痛恨各类“潜规则”,又目睹中共的倒行逆施,而今毅然与中共决裂;这表明大陆的名流界早于中共貌合神离,根基上的溃败使中共的统战彻底失败,成了孤家寡人,坐在火药包上。

知名法学家、清华教授许章润不畏抓捕屡发檄文

现年57岁的许章润,2005年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从2013年开始,他还陆续发表演讲和文章,批判中共当下的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2018年7月,许发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最后一句话是“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该文引发巨大回响,也是许章润影响力最大的文章。中共如刺在喉。2019年3月,许被清华大学停课、停职和调查。数百名学者连署声援,敦促清华大学恢复其教职。

今年2月4日,疫情期间,许写下《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揭露现状:“开口闭口的‘人民群众’不过是搜刮的税收单位,数目字管理下的维稳对象和‘必要代价’,供养着维续这个极权政体的大小无数蝗虫。公权上下隐瞒疫情,一再延宕,只为了那个围绕着‘核心’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英国《卫报》曾报导说,此文发表后,许章润从安徽老家返京后即被警方软禁。

5月21日,许又发表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呼吁制度改革。6月底,许的文集《戊戌六章》在纽约出版。

许章润曾写下如下文字:“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7月6日,许章润被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罪名是侮名化的“嫖娼”。

如果说方方作为体制内精英,主要还是专业人士(作家),是名人,但并非社会活动家,也鲜发表政治观点;同为体制内精英的许章润,那就大不同了,他不仅是法学家,也是社会评论家,论衡国是,积极介入社会。

不过,许章润还是书生论政。而他的同行,许志永博士就走的更远了,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内,从一名学者逐步转变为一名公民运动人士,从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走进了监狱(2014年被枉法判刑4年)。今年2月15日,逃亡中仍在网上发表《劝退书》,严正批评习近平无能力处理危机(包括大瘟疫与香港抗争运动),许志永再遭抓捕。6月20日,许的亲属接到山东警方通知,他已被批准逮捕。

当然,“两许”不是孤立的。在“两许”的背后,还有一个坚韧的中国维权律师群体;以及中共一手制造的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涉及23个省份上百名律师和维权人士),以及2019年年末的律师抓捕行动。

结语

综上所述,从李文亮、艾芬这类普通民众,到郝海东、叶钊颖这类成功人士;从方方这类专业精英,到许章润这类社会评论家,他们都是体制内人士,但都开始对这个体制发声了。这说明,这个体制真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其无疾而终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这里只讲了体制内几类人士对中共的挥斥。这就能代表大陆主流民意吗?应该说,这几类人士只是大陆主流民意的一部分。大陆主流民意的真正代表,乃是2004年12月3日起、持续至今的,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三退大潮”,截至今日,已有超过3亿5千万人次公开声明“三退”了。本文所讲的情况,也可算是对三退大潮的一个印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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