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紅旗下的餓殍(圖文)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四部分 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75) 作者: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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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證明了饑荒主要是一種政治現象這一事實。由毛派激進分子領導的這些省份,前些年實際上是糧食淨出口方,如四川、河南和安徽。位於中國中北部的河南省受影響最為嚴重。1960年,死亡率從約15%的正常水平飆升至68%,而出生率則從之前30%的平均水平降至11%。結果,一年內人口減少了約200萬人(占總數的6%)。與毛本人一樣,河南的黨內積極分子也確信,一切困難都是由農民隱藏私人存糧而引起的。信陽地區(1,000萬居民)此前建立了中國首個人民公社。據該地區的書記說,「問題不在於缺乏食物。有足夠數量的糧食,但90%的居民正遭受意識形態方面的困境。」1959年秋,階級戰爭暫時被遺忘,對農民發起了一場軍事式攻勢,使用的手段非常類似於抗日游擊隊組織所使用的。至少一萬名農民被監禁,許多人在獄中被餓死。下令砸碎所有尚未變成鋼鐵的私有餐具,以防止人們通過偷竊公社的食品供應來養活自己。甚至還禁止生火,儘管冬天來臨。鎮壓的暴行令人恐懼。成千上萬的在押者遭到系統性的折磨;兒童被殺,甚至被煮沸並用作肥料──這正處在發起一場全國性運動叫人們「學習河南方式」之際。在安徽,指定的意圖是,即使99%的人口死亡,也要保持紅旗飄飄,幹部又回到了活人祭祀和用燒紅的烙鐵折磨人的傳統習慣,其數量之多更是嚇壞了倖存者。葬禮被禁止,以免變成抗議遊行。接納眾多被遺棄的兒童住宿也被禁止,理由是「我們接納得越多,被遺棄的也就越多」。試圖強行進入城鎮的絕望村民遭機槍掃射。鳳陽地區逾800人就這樣死去。12%的農村人口,即28,000人,以某種方式受到懲罰。在一場對農民的真正戰爭中,這場運動占了很大比重。用讓-呂克.多梅內克(Jean-Luc Domenach)的話來說,「烏托邦侵入政治與社會中警察恐怖的侵入在時間點上非常契合。」某些村莊餓死人數達到50%,在某些情況下,唯一的倖存者是濫用職權的幹部。在河南和其它地方,有許多同類相食的案例(官方記錄了63例):兒童有時根據一項公共決定被吃掉。

1968年,和其他數百萬人一樣被當局追捕的18歲的紅衛兵魏京生,與家人一起在安徽一個村莊裡避難。在那裡,他聽到了很多關於大躍進的內情:

我一到這裡,就經常聽到農民們談論大躍進,好像這是他們曾奇蹟般逃脫的某種大災難。我對這個話題頗感興趣,就對他們進行了詳細詢問,結果我很快也確信,「3年自然災害」並沒有那麼自然,相反,是一系列政治大錯的結果。例如,農民們說,在1959年至1960年「共產風」(大躍進的官方名稱之一)期間,他們餓到在水稻作物等待收割時甚至沒有足夠力氣來收割,否則對他們來說這會是較好的一年。他們中許多人死於飢餓,眼睜睜看著稻米落到田裡,被風颳走。在那裡一些村莊,實際上沒有剩下可以進行收割的人。一次,我和一位親戚碰到一起。他住在離我們村莊不遠處。在去他家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個被遺棄的村莊。所有房屋都失去了屋頂。只剩下泥牆。

想到這是一個在大躍進期間(當時所有村莊都被重組和搬遷)被遺棄的村莊,我就問為什麼沒有推倒那些牆,為更多田地騰出空間。我的親戚回答說:「但這些房子都屬於民眾,不經他們允許,就不能把它們推倒。」我盯著那些牆,無法相信那裡實際上有人居住。「當然有人居住了!但是這裡的每個人都在『共產風』中死了,再也沒人回來過。然後,土地在鄰村之間進行分配。但因為看起來其中有些人可能會回來,生活區從未分配過。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認為現在不會有人回來。」

我們一起走在村旁。陽光照在從土牆之間冒出的翠綠的雜草上,突出了與周圍稻田的反差,讓景象更顯荒涼。在我眼前,在雜草叢中,出現了我曾被告知的一幕──一次宴會。在這些宴會上,家庭之間交換孩子,目的是吃掉他們。當那些家庭咀嚼別人的孩子的肉時,我可以看到他們擔憂的面孔。那些在附近田地裡追逐蝴蝶的孩子,似乎是被父母吞食的孩子轉世。我為孩子們感到難過,但並不像我為其父母那樣感到難過。是什麼讓他們在其他父母的眼淚和悲痛中吞下那個人肉──他們即使在最糟糕的噩夢中,也絕不會想像品嘗的人肉?那一刻,我明白了,他──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屠夫,「像他這樣的人,人類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幾千年來都未曾見過」。毛澤東及其黨羽,與他們犯罪的政治制度一起,用飢餓把父母們逼瘋,並促使他們將自己的孩子交予他人,且接受他人的肉以緩解自己的飢餓。為了洗刷掉他在暗殺民主(暗指百花齊放陷阱)時所犯的罪行,毛澤東發起了大躍進,迫使千千萬萬餓得暈眩的農民,彼此用鋤頭殺死對方,並因兒時同伴的血肉而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他們並非真正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毛澤東及其同夥。最後,我明白了彭德懷從哪裡找到了力量來抨擊毛領導的黨的中央委員會;最後,我明白了農民為何如此厭惡共產主義,以及他們為何從不允許任何人攻擊劉少奇的政策──「三項自由和一項保證」。這只是出於充分和簡單的原因,即他們絕不願讓吃掉自己血肉的慘劇再次上演,或者在本能瘋狂的時刻殺死其同伴吃掉他們。這個理由比任何意識形態考量都重要得多。

在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被發射到太空的那一刻,一個擁有超過3萬英里鐵路線和廣泛的無線電及電話網絡的國家,正遭受一場生存危機的蹂躪。那樣的危機曾困擾現代化之前的歐洲。如果在18世紀,這場危機的規模會影響全世界的人口。確實有無數人嘗試煮草和樹皮做湯,從城鎮的樹上剝掉樹葉,徘徊在鄉村道路上,極度渴望找到任何可以吃的,徒勞地嘗試襲擊食品車隊,有時拚命地結成幫派(正如在河南的信陽和蘭考地區一樣)。沒有發送給他們任何吃的,但有時有理應為饑荒負責的地方幹部被槍決。為了搜尋藏在地下的玉米,當局對全國各地的房屋進行了武裝襲擊。疾病和傳染病的大量增加,進一步提升了死亡率,而出生率幾乎降為零,因為婦女因營養不良而無法懷孕。勞改營的囚犯並不是最後一批死於飢餓的人,儘管他們的境況與前來營地討吃的的附近農民同樣危險。1960年8月,在經歷了一年的饑荒之後,包若望的工作隊有四分之三的人死亡或垂死,倖存者淪落到在馬糞中搜尋未經消化的麥粒、吃牛糞堆裡發現的蠕蟲。營地裡的人在飢餓實驗中被用作豚鼠。有一次,為了研究對消化的影響,將麵粉與30%的紙漿混合,做成了麵包。而在另一項研究中,把沼澤浮游生物與米湯混合在了一起。第一項實驗在整個營地引發惡劣的便祕,導致許多人死亡。第二項也導致了諸多疾病,很多本已變弱的人最終死去。

就整個國家而言,死亡率從1957年的11%上升到1959年和1961年的15%,1960年達到29%的頂峰。出生率從1957年的33%下降到1961年的18%。不包括出生赤字(可能多達3300萬,儘管一些出生只是被推遲),與1959至1961年饑荒有關的生命損失約在2000萬至4300萬之間。該範圍的下限是自1988年以來中國政府所使用的官方數字。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很有可能是最嚴重的饑荒。第二大饑荒於1877至1878年發生在中國北方,奪走了900萬至1300萬人的生命。1932至1934年在類似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下襲擊蘇聯的那場饑荒,造成約600萬人喪生,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於大躍進期間的中國。在正常情況下,農村的死亡率比城市的高30%至60%。1960年,它翻了一番,從14%上升至29%。農民們設法通過消費自己的家畜,來略微延緩饑荒的影響,而消費家畜相當於耗盡了他們的生產資本。1957年至1961年,48%的豬和30%的乳畜被屠宰。1959至1962年,讓給棉花(當時是該國的主要產業)等非食品作物的表層土地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這種產量的下降不可避免地衝擊了製造業。儘管1959年以後農民市場重新開放以刺激生產,但要價很高,且可得的數量很低,以至於很少有饑民能找到足夠的食物來生存。例如,1961年,市場上的豬肉價格比國營商店高出14倍。在以畜牧為主的西北部,糧食嚴重缺乏,而糧價漲幅超過了飼料價格。在甘肅,1962年人們仍死於飢餓,口糧僅相當於「半飢餓」狀態官方限額的一半。

對於數百萬條生命為建設共產主義而被迫犧牲,無論是因為未意識到,還是更可能因為漠不關心,國家是以在這種情況下顯然罪惡的措施來回應(如果這樣的詞可以用在這裡的話)危機。主要對蘇聯的糧食淨出口,從1958年的270萬噸增加至1959年的420萬噸,1960年僅下降到1958年的水平。1961年,實際進口了580萬噸,遠高於1960年的66,000噸,但這依然太少,無法養活饑民。出於政治原因,美國的援助遭到拒絕。世界其它地方本可以輕易幫助應對這場大災難,但一直不知道它的規模。在自由市場上一公斤大米價值2至4元人民幣的時候,每年對農村窮人的援助總計還不到4.5億元,即每人0.8元。中國共產主義吹噓其可以移動大山、征服自然,卻丟下這些信徒讓其死去。

從1959年8月到1961年,黨表現得好像無力給予幫助,只是袖手旁觀事件的發展。批評毛全力支持的大躍進,是件危險的事。但情況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該政權二號領導人劉少奇最終迫使主席採取守勢,並強制部分回歸較容易的集體化形式。集體化曾是人民公社發明前的政策。再次允許人們擁有少量土地,重新開放農民市場,開設小型私人作坊,把勞動組再分為勞動隊──相當於早先村隊(village teams)的規模。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該國迅速擺脫了饑荒,但並沒有那麼快擺脫貧困。1952年至1958年間穩步增長的農業生產已經迷失了方向,其影響持續了20年。只有在「填飽肚子」(如毛所說會發生在人民公社)時,信心才會回歸。1952年至1978年間,農業總產量翻了一番,但在此期間,人口從5.74億增至9.59億,人均增產大部分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在大多數地方,至少到1965年(河南晚至1968~1969年),產量才達到1957年的水平。總體而言,農業生產力受到嚴重影響;大躍進對資源的驚人浪費導致它下降了大約四分之一。直到1983年,生產力才再次達到1952年的水平。來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目擊者報告一致認為,中國仍是一個極度貧困的傳統鄉村社會,充當一個僅能維持生存的經濟體,奢侈品極為罕見(例如,食用油就像金粉一樣金貴)。大躍進使人們極度懷疑該政權的宣傳。農民對鄧小平經濟改革反響最為熱烈,且是人民公社啟動20年後重新引入市場經濟的推動力,這不足為奇。

1959年至1961年的各災難是該政權的一大祕密,許多外國訪客也設法否認。它們從來沒有因其真實情況而獲得承認。1962年1月,劉在一次幹部會議上稱,饑荒70%都是由人為錯誤造成的。當時,這一看法並未得到眾人贊同。不直接歸罪於毛澤東,就不可能說出任何更進一步的話。甚至在他死後,在1981年電視播放的中共對他一生的最終裁決中,也沒有批評大躍進。(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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