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之续

《红岩》重要人物许云峰，（原型许建业）只不过是个重庆市委委员，因为比他地位更高的干部都端不到台面上来了。事实上，重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133人被捕，原因在于高层最重要的领导人的集体叛变，包括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导致重庆地区潜伏的中共党员被一网打尽，共产党组织全盘覆灭。

一、叛徒刘国定的养子 不知道父亲是哪一位！

在罗广斌、杨益言夜以继日地撰写日后成为红色经典的小说《红岩》时，饥荒已经蔓延。招待所为了照顾他们，每人发一个黑馒头作为加班夜餐，他们感到实在饿了，才掰一小块慢慢咀嚼。──在他们咀嚼黑馒头的时候，在重庆云阳县，一个妇人被饿死了。这个妇人和《红岩》有关联。

她叫严炯涛，她本来可以跻身高干，享受特别照顾。

1941年的严炯涛还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就已经加入地下共产党。公开职业是“中国茶叶公司”的协理，实际是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员。1941年党组织安排她与刘国定扮成假夫妻开展工作，这和江姐与彭咏梧假扮夫妻的情节十分类似。严炯涛的组织关系转到重庆市，同时担任市地下党委委员。而这时候的严炯涛已经怀有身孕，而这肚里的娃娃是南方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留下的种子。

严炯涛1941年11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取名晓谷，随养父姓刘。

解放后，严炯涛受到党组织指定的丈夫刘国定叛徒案的牵连，遣返老家云阳。大饥荒期间，严炯涛没有挺过去，饿死在儿子面前。她临终前曾告诉晓谷，刘国定不是他的生身父亲，但是谁是真正的生身父亲，严炯涛又闭口不说了。

刘晓谷从小饱受歧视凌辱，少年被迫掇学，吃苦受罪简直一言难尽。知道了自己不是叛徒刘国定的儿子，他就萌生了一定找到亲生父亲的念头。1980年他辗转联系到当年参与母亲工作调动的干部肖泽宽。肖泽宽此时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肖叔叔复信肯定了刘国定不是晓谷的父亲，至于谁是他的生身父亲，肖泽宽称时间太久，回忆不起来了。2003年肖泽宽去世。刘晓谷的身世，终于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

还有比这更令人唏嘘感叹的《红岩》续集。

二、和罗广斌一起越狱的狱友被判处死刑

周居正，四川合川人，1945年16岁入党，1948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和组织民变武装被关押于白公馆。与罗广斌、杜文博同囚一室。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和罗广斌等一起制作五星红旗，准备打着红旗走出监狱。11月27夜，监狱开始集体处决政治犯。

罗广斌、周居正等在监狱看守的帮助下越狱，周居正还背着女狱友郭德贤的4岁女儿小波一路逃到山上树林里。

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他相信毛泽东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敞开思想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提意见。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时间的饥饿劳累的折腾，终于在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永川县的新胜茶场劳改营“就业”。

周居正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62年1月，劳教筑路支队派周居正和魏昭等5人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

谁知这次“摆龙门阵”经人举报，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成为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

当时的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和逼供信，一批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其中魏昭、陈仲伟、廖廉康三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还有四人，判处无期徒刑；14人分别判处十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周居正、杨应森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割喉身亡；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屡遭批斗，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

周居正冲出了白公馆渣滓洞，掉进了新社会的劳改农场，冤死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尘封在改革开放时代。可谓《红岩》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