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这是小说《红岩》的许多读者所不了解的。这里边，包含着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

1924年出生在重庆一个地主家庭的罗广斌，自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不经世事、因爱情受挫后背叛家庭，于1948年加入中共，同年被捕，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罗广斌与其他难友一共19人，逃离了被关押的白公馆。然而，罗广斌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脱险，竟从此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疑点。

在解放初期为恢复罗广斌中共党籍而作的审查中，和1955年的肃反审干中，本已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本来先后担任了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市委统战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罗广斌，却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长寿湖渔场去担任场长。

1962年，由罗广斌“领衔主创”的长篇小说《红岩》问世。小说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国民党监狱的黑暗”为主线，渣滓洞和白公馆被描述成人间地狱，许多共产党员被酷刑折磨，他在极为恐怖的监狱中坚持了400个日日夜夜。

《红岩》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誉为“党史小说”、红色小说“五朵金花”之一。被作为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成为青年的必读小说，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但是这并没有帮助改变主要作者罗广斌的处境。他仍一度滞留在长寿湖渔场。1963年，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赴日访问，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罗广斌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修改电影《红岩》），均因“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否决。

一直倍感压力的他，更困惑的是，原在重庆、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中共执政以后，却受到排斥打击，甚至来一次政治运动就打下去一批。

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曾是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的老地下党员），被打成“大右派”，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了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

随后，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和难友，罗广斌领导的三人创作小组成员之一，这时在重庆市总工会工作的刘德彬，被戴上了“严重右倾”、“工团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且因此被剥夺了继续参加《红岩》后期写作和在《红岩》出版时署名的权利。

“四清运动”刚开始不久，1963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萧泽宽是地下党时期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率先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负责人张黎群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

接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在遭到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点名批判为“周扬的追随者”后，被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罢官”。小说最后定名为《红岩》，就出自任白戈的建议。

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都对电影《红岩》的改编和拍摄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最后还由夏衍亲自执笔修改定稿。但是，当电影《红岩》于1964年夏秋之交拍摄完毕时，夏衍、陈荒煤等已经受到批判，被迫作出“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

深感得到“毛主席党中央关怀”的罗广斌，从北京回重庆后，被要求写出在小说《红岩》创作及电影改编中与所谓“文艺黑线人物”关系的交待。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市文联，并于7月22日以“保密”名义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修改《红岩》和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及查阅、搜集的有关资料。8月3日，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

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地掀起群众性造反浪潮时，罗广斌他们便率先建立了重庆市文联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文联红卫兵”，并建立了“文联文革小组”。

1967年1月31日，晚上，另一造反派组织突然发动了“打倒罗广斌”的宣传攻势，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1967年2月5日，罗广斌被从家中绑架至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

据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回忆，罗广斌被抓后，连续几十个小时被不间断轮番逼供，要求他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的”。而对他打压最大的是一篇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绘声绘色披露了罗广斌是“叛徒”的细节：“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

2月9日深夜，罗广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脸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广斌端著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共产党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在文革资料中，有张罗广斌死后所摄照片。罗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大约27.5cm（由颈部后缘至面部鼻尖），残剩一只左眼，瞪得很大，其状十分惨烈。其时罗广斌才42岁，正值盛年。

从1967年2月5日被绑架，到坠楼身亡，只有几天的时间。而在被罗广斌描述为人间地狱的渣滓洞，他坚持了400个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