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文革中上吊自杀

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复兴中路1473号，一个平日里白白胖胖，笑笑眯眯的人居然吊死在他家的南窗口，脸朝墙壁，形象惨不忍睹，两脚离地板仅几公分，一只脚上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这个人就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宋庆龄长期的得力助手金仲华。

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梧桐镇的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父亲金汇芳是个清朝秀才。金仲华在浙江嘉兴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20岁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录取。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金仲华开始辗转流亡的生涯，当过《世界知识》的主编，与邹韬奋合作编过《大众生活》，在香港当过《星岛日报》的总编兼主笔。1938年秋，加入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并编辑中文版《保盟通讯》。从此，成为宋庆龄长期的得力助手。 1942年，在桂林，当过《广西日报》的主笔。1944年冬，在重庆，经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和刘尊棋介绍，进入美国新闻处工作，历任助理翻译、编辑和译报部主任。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以后，宋庆龄、金仲华两人重新合作，共同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金仲华还当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新闻日报》、《文汇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1952年至1966年任上海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和体育卫生。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有文化人的命。第一个被毛泽东盯上的文化人，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毛泽东指使他的妻子江青专程跑到上海，找到文痞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立即倒了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也是一个文化人，不仅中文好，英文也好，写得一手好文章，还跟很多外国人有交往，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文革开始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对金仲华大会轰，小会批，贴出许多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办所路线”。特别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对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做了“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的批语后，造反派对金仲华的斗争急剧升级。

在几个月时间里，造反派连续不断的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为中共所做的一切事都被认为是“干坏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过。在这里，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共的许多东西翻译英文后传播到全世界。比如，中共七大召开时，金仲华及时将大会消息和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播发。在此期间，金仲华与许多中共领导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原中共外交部长乔冠华在“文革”期间为金仲华写的一份证明说：“金仲华在重庆美国新闻处期间，我和他保持经常来往……他有时送些美国人的动向材料，我们从他那里了解一些美国人情况。”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潘汉年，也几度秘密会见过金仲华，听取他的情况介绍，并和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然而，在“文革”中，在上海掌权的张春桥却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是特务”。于是，金仲华以及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都被怀疑是“间谍”和“特务”。在金仲华自杀前一天，即4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曾通知金仲华说，外交部外调人员将于4月4日再次来调查外交部刘思慕（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和他在美国新闻处的问题，要他必须老实交代。而此前从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调人员就已连续数天对金仲华诱供、逼供，要他交代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的“美国特务”问题。面对逼供，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不知道”，甚至还对造反派头头表示，“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说金仲华是“外国间谍”，对他来说，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他与宋庆龄之间的私人通信。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与宋庆龄相识。1938年，他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宋庆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的中英文功底俱佳，文笔流畅，能自如的将宋庆龄所习惯的用英文撰写的原稿译成中文，深为宋庆龄满意。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少宋庆龄的重要文章，都是经金仲华之手从英文翻译而成的。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以及后来在寓所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她都让金仲华陪同在侧。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之后，宋庆龄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席，而金仲华则是“和大”副主席。他多次陪同或代表宋庆龄出国访问，参加重要国际会议。

金仲华和宋庆龄的私人关系很好。文革爆发后，他对文革不理解；宋庆龄也对文革不理解。他们彼此的很多通信，都谈到了对文革的一些做法不理解。比如，“文革”中，宋庆龄也受到冲击，她在上海的父母墓地被红卫兵毁坏了。1967年初，宋庆龄写信给金仲华，表示了愤怒和伤心。信中还谈及北京文革造反的景况，流露了极不理解之情。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金仲华被造反派监视之前，宋庆龄和金仲华的通信一直未中断。

1968年中国新年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便冲进金仲华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资料等，还把数千册中外图书、字画、古物、国际友人的赠品肆意掠走。当造反派发现金仲华长期保存的87封信，正准备装进麻袋时，一向彬彬有礼的金仲华突然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将他重重推开，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造反派向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汇报说，从金家抄出了几十封金仲华与宋庆龄等人之间的信件。张春桥如获至宝，要市革委会就宋庆龄与金仲华来往信件问题专门写一报告报送“中央文革”。他说：“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企图把金仲华打为里通外国的美国特务，进而把矛头指向宋庆龄。上海市革委会在写给“中央文革”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

宋庆龄曾嘱咐金仲华将她写给他的信”阅后烧掉”，但金仲华舍不得烧掉，结果被造反派抄走。在这些信件中，他和宋庆龄对“文革”观感的“实话实说”，很可能会成为造反派诬陷、打倒宋庆龄的把柄。自从这些信件被抄走后，金仲华的情绪一落千丈，整天神色忧虑，沉默寡言。家中发生的这些事，金仲华的外甥女刘丽朝都看在眼里。

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复兴中路1473号，一个平日里白白胖胖，笑笑眯眯的人居然吊死在他家的南窗口，脸朝墙壁，形象惨不忍睹，两脚离地板仅几公分，一只脚上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这个人就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宋庆龄长期的得力助手金仲华。

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梧桐镇的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父亲金汇芳是个清朝秀才。金仲华在浙江嘉兴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20岁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录取。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金仲华开始辗转流亡的生涯，当过《世界知识》的主编，与邹韬奋合作编过《大众生活》，在香港当过《星岛日报》的总编兼主笔。1938年秋，加入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并编辑中文版《保盟通讯》。从此，成为宋庆龄长期的得力助手。 1942年，在桂林，当过《广西日报》的主笔。1944年冬，在重庆，经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和刘尊棋介绍，进入美国新闻处工作，历任助理翻译、编辑和译报部主任。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以后，宋庆龄、金仲华两人重新合作，共同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金仲华还当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新闻日报》、《文汇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1952年至1966年任上海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和体育卫生。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有文化人的命。第一个被毛泽东盯上的文化人，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毛泽东指使他的妻子江青专程跑到上海，找到文痞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立即倒了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也是一个文化人，不仅中文好，英文也好，写得一手好文章，还跟很多外国人有交往，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文革开始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对金仲华大会轰，小会批，贴出许多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办所路线”。特别是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对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做了“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的批语后，造反派对金仲华的斗争急剧升级。

在几个月时间里，造反派连续不断的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为中共所做的一切事都被认为是“干坏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过。在这里，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共的许多东西翻译英文后传播到全世界。比如，中共七大召开时，金仲华及时将大会消息和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播发。在此期间，金仲华与许多中共领导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原中共外交部长乔冠华在“文革”期间为金仲华写的一份证明说：“金仲华在重庆美国新闻处期间，我和他保持经常来往……他有时送些美国人的动向材料，我们从他那里了解一些美国人情况。”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潘汉年，也几度秘密会见过金仲华，听取他的情况介绍，并和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然而，在“文革”中，在上海掌权的张春桥却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是特务”。于是，金仲华以及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都被怀疑是“间谍”和“特务”。在金仲华自杀前一天，即4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曾通知金仲华说，外交部外调人员将于4月4日再次来调查外交部刘思慕（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和他在美国新闻处的问题，要他必须老实交代。而此前从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调人员就已连续数天对金仲华诱供、逼供，要他交代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的“美国特务”问题。面对逼供，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不知道”，甚至还对造反派头头表示，“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说金仲华是“外国间谍”，对他来说，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他与宋庆龄之间的私人通信。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与宋庆龄相识。1938年，他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宋庆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的中英文功底俱佳，文笔流畅，能自如的将宋庆龄所习惯的用英文撰写的原稿译成中文，深为宋庆龄满意。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少宋庆龄的重要文章，都是经金仲华之手从英文翻译而成的。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以及后来在寓所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她都让金仲华陪同在侧。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之后，宋庆龄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席，而金仲华则是“和大”副主席。他多次陪同或代表宋庆龄出国访问，参加重要国际会议。

金仲华和宋庆龄的私人关系很好。文革爆发后，他对文革不理解；宋庆龄也对文革不理解。他们彼此的很多通信，都谈到了对文革的一些做法不理解。比如，“文革”中，宋庆龄也受到冲击，她在上海的父母墓地被红卫兵毁坏了。1967年初，宋庆龄写信给金仲华，表示了愤怒和伤心。信中还谈及北京文革造反的景况，流露了极不理解之情。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金仲华被造反派监视之前，宋庆龄和金仲华的通信一直未中断。

1968年中国新年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便冲进金仲华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资料等，还把数千册中外图书、字画、古物、国际友人的赠品肆意掠走。当造反派发现金仲华长期保存的87封信，正准备装进麻袋时，一向彬彬有礼的金仲华突然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将他重重推开，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造反派向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汇报说，从金家抄出了几十封金仲华与宋庆龄等人之间的信件。张春桥如获至宝，要市革委会就宋庆龄与金仲华来往信件问题专门写一报告报送“中央文革”。他说：“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企图把金仲华打为里通外国的美国特务，进而把矛头指向宋庆龄。上海市革委会在写给“中央文革”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

宋庆龄曾嘱咐金仲华将她写给他的信”阅后烧掉”，但金仲华舍不得烧掉，结果被造反派抄走。在这些信件中，他和宋庆龄对“文革”观感的“实话实说”，很可能会成为造反派诬陷、打倒宋庆龄的把柄。自从这些信件被抄走后，金仲华的情绪一落千丈，整天神色忧虑，沉默寡言。家中发生的这些事，金仲华的外甥女刘丽朝都看在眼里。后来，她回忆说：“在抄家之后的日子里，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开始暗暗做着安排。他把住在家里的小孙女托人送回了广西，又把从小在身边带大的外孙女园园送回北京，连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临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时，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手扶着额头，一边低声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在北京工作的女儿金立勤也有一些不祥预感。天真活泼的小女儿园园从上海回京后，半认真的告诉妈妈，“外公要自杀”。金立勤心急如焚，但她根本无法直接与父亲通信或打电话，只好通过当时仍生活在上海的母亲（早年与父亲分手）把信件转给父亲，想以女儿的亲情劝解、宽慰他。但是，悲剧仍然发生了。

4月初，金立勤接到了上海传来的父亲死讯，她没敢声张，请了事假，一人悄悄赶到上海。被污蔑为“畏罪自杀”的父亲，已被匆匆火化，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后来，她回忆说：“在抄家之后的日子里，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开始暗暗做着安排。他把住在家里的小孙女托人送回了广西，又把从小在身边带大的外孙女园园送回北京，连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临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时，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手扶着额头，一边低声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在北京工作的女儿金立勤也有一些不祥预感。天真活泼的小女儿园园从上海回京后，半认真的告诉妈妈，“外公要自杀”。金立勤心急如焚，但她根本无法直接与父亲通信或打电话，只好通过当时仍生活在上海的母亲（早年与父亲分手）把信件转给父亲，想以女儿的亲情劝解、宽慰他。但是，悲剧仍然发生了。

4月初，金立勤接到了上海传来的父亲死讯，她没敢声张，请了事假，一人悄悄赶到上海。被污蔑为“畏罪自杀”的父亲，已被匆匆火化，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