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的功臣高文彬被中共迫害27年

1946年5月3日，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由美、苏、英、中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这场审判历时924天，因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一场大审判。

高文彬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大审判的亲历者。他于1922年出生上海。1945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后担任过中华民国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因东京大审判的需要，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募英语翻译，高文彬经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推荐参加了考试，被录取。

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100多人数，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高文彬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在华犯罪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了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两套非常珍贵的庭审记录不知道被什么人丢弃到什么地方了）

有一天，高文彬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插地的少尉军官洋洋得意，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岩，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军刀卷了刀刃。高文彬将这份报纸复制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通过中国首席检察官顾问倪征燠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当时，两人已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日本。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狂魔已变成了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在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与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个杀人狂和谷寿夫被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变提早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再三坚持，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他们甚至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日本战犯有罪，并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整整宣读了7天。

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上海后，作为国民党遗留人员，高文彬在集中学习改造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第四科工作。他以前有一个老师叫艾国藩，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授，国际法专家。他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上海领事馆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高文彬跟艾教授关系不错，常向他请教问题。上海外事处第四科管“敌产”，外国人在上海有很多“敌产”，其中，有一个法租界公董局62号公产大案，就是法租界当局偷偷把公共财产转为民用财产案，这个案子由高文彬负责。他对法租界不了解，就经常去找艾教授了解有关情况。因为是师生，关系比较近，他就把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跟艾教授讲了。

1952年中共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艾国藩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抓起来了。有人揭发高文彬一直为艾国藩服务，也给他定了一个“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把他当成“大老虎”抓起来了。中共当局说他拿了艾教授的钱，实际上他1分钱也没拿。他们打电话给高文彬的太太，说他到外地出差了，实际上，他就在外事处被隔离审查了。高文彬一介书生，生性胆怯，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办案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证据，但是，中共说他“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实际上他们只是关系比较好的师生关系。最后，艾国藩被判刑7年，高文彬被判刑10年。

艾国藩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也是一介书生，不懂中共整人的伎俩，以为中共的法院总有讲理的地方，于是上诉到上一级法院，他觉得自己没做那个事，你判我一个月也是错的。那知道，共产党是根本不讲什么法律不法律的，上诉怎么行？结果被改判艾国藩无期徒刑，后来艾死在监狱里。高文彬是在1952年被判刑的，第二年，他的妻子就跟他离婚，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他，由他母亲抚养。从此，当年东京大审判的“功臣”沦为了中共暴政下的囚徒，妻离子散。

高文彬在上海第三看守所关押近一年之后，被押解到苏北大丰农场川东分场劳动改造，在那里劳改了一年左右，又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农场，后来又换押到新建县的朱港农场。一直到70年代初，才调到赣中西部的永桥农场。他本来早就该刑满释放了，但中共的法律就是儿戏，坐牢的人属于“敌人”，刑满不释放，而是变了一个说法叫“留场就业”，于是，他被“留”在永桥农场，当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师。

在劳改农场，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冬天，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他还被要求上身赤膊着挑土，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上没有屏障，北风直直的吹来，非常寒冷。因为上级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来之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建设工地高度紧张，80到100斤一担，他每天要挑几十担上百担，皮破了，垫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由于劳动强度大，有许多人受伤，有的人扁担挑断了，有的人肺病发作了，医院里面病号好几十人。

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医生，看到高文彬已经40多岁，每天干这么重的体力话，身体很瘦弱，非常同情他，说：“这个活农村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你怎么行？如果不想办法，你将来要倒在这里的。”劝他把仅有的收入全部用掉，买鱼吃，买有营养的东西吃，光吃米饭不行。鄱阳湖鱼很多也便宜，他就买了不少黄鳝，没处烧，就用砖临时砌个炉子，用枯芦苇烧，一顿吃一大茶缸。不讲味道，就讲营养，这样，他的身体才没有垮掉，直到70年代初当上英语教师，总算熬过难关。至今，高文彬还收藏着那根扁担，上面刻着他的名字，扁担两头都有血迹，就是肩膀磨破印染上去的。

1952年高文彬被判刑，直到1979年，才最后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照当时的规定，65岁以上退休了的人可以回上海。那时，高文彬还没满65岁，就不断的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申诉，这些信最后都被退回到上海市政府安置办公室。他又到安置办公室去找。他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65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曾是共产党的干部，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经过反复上访，历经千辛万苦的高文彬终于在1979年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