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忠诚的咏赞者何以“自绝于百姓”

杨朔，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 在上世纪五六十时代、甚至于在八十时代前一阶段，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被认为是“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中共政权的忠诚的咏赞者。由于《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被选入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因而得到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有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这几篇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共执政期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杨朔的赞美中共政权的激情。杨朔创作的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巍巍的《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 但是，文革期间，杨朔的散文不再在语文教科书中。虽然杨朔极力追求“进步”，非常注意“自我改造”，还是没有能够逃出被整的宿命。 杨朔所任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当年同属国务院外办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在一个大院，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外统称“和大”。杨朔虽然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挂名副主席，但并不驻会，一般的会议都不参与，只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才来。“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 大概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杨朔到“和大”主持日常工作，边工作边受批斗。 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在北戴河写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杨朔的罪名除了“丁玲反党集团黑干将”外，还有“三反分子”等。 1968年，军代表进驻“和大”。军代表说“和大”的造反派比较右，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被隔离检查核对的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军代表给人人设立“专案组”，施行“内里检查核对”。 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性，集中在一间大会展室里。会展室的门并不上锁，白天黑夜有人轮番在外面“值班”。所说的“值班”，就是在会展室门外放一把座椅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边守着。里边的人除开洗漱、如厕，不允许出来。 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但军代表不理他，说这种人先放他一放再说。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八月三号，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告杨朔“自绝于百姓”。 几年后，在朋友帮忙下，杨朔的甥女韩毓丽获得了杨朔的病历。下边是她的摘记：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因为长期神经功能紊乱，杨朔身体很虚弱，被隔离以前一直要靠吃安眠药才能休息。杨朔曾经为治疗神经衰弱在北京医院住院，但造反派和医院说不许给他开药，不许给他治疗，将他轰出来了。 而在杨朔1968年8月1日被造反派送到医院时，杨朔的胞弟杨玉玮曾多次向造反派要求与他见面，但都被粗暴制止，并被推了出来。到8月3日杨朔去世，从始至终家人无法与杨朔见面，是否在抢救也不得而知。甚至离世后所有的处理都是造反派一手操弄，骨灰都没有被留下。]]

杨朔，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

在上世纪五六十时代、甚至于在八十时代前一阶段，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被认为是“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中共政权的忠诚的咏赞者。由于《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被选入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因而得到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有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这几篇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共执政期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杨朔的赞美中共政权的激情。杨朔创作的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巍巍的《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

但是，文革期间，杨朔的散文不再在语文教科书中。虽然杨朔极力追求“进步”，非常注意“自我改造”，还是没有能够逃出被整的宿命。

杨朔所任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当年同属国务院外办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在一个大院，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外统称“和大”。杨朔虽然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挂名副主席，但并不驻会，一般的会议都不参与，只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才来。“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

大概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杨朔到“和大”主持日常工作，边工作边受批斗。

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在北戴河写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杨朔的罪名除了“丁玲反党集团黑干将”外，还有“三反分子”等。

1968年，军代表进驻“和大”。军代表说“和大”的造反派比较右，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被隔离检查核对的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军代表给人人设立“专案组”，施行“内里检查核对”。 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性，集中在一间大会展室里。会展室的门并不上锁，白天黑夜有人轮番在外面“值班”。所说的“值班”，就是在会展室门外放一把座椅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边守着。里边的人除开洗漱、如厕，不允许出来。

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但军代表不理他，说这种人先放他一放再说。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八月三号，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告杨朔“自绝于百姓”。

几年后，在朋友帮忙下，杨朔的甥女韩毓丽获得了杨朔的病历。下边是她的摘记：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因为长期神经功能紊乱，杨朔身体很虚弱，被隔离以前一直要靠吃安眠药才能休息。杨朔曾经为治疗神经衰弱在北京医院住院，但造反派和医院说不许给他开药，不许给他治疗，将他轰出来了。

而在杨朔1968年8月1日被造反派送到医院时，杨朔的胞弟杨玉玮曾多次向造反派要求与他见面，但都被粗暴制止，并被推了出来。到8月3日杨朔去世，从始至终家人无法与杨朔见面，是否在抢救也不得而知。甚至离世后所有的处理都是造反派一手操弄，骨灰都没有被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