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暴政史——不断变换的杀人史（七）
（七）六.四天安门大屠杀
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共调动20万中国最精锐部队，对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和平请愿的学生与民众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后来，人们将6月4日晚，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1989年的4月15日，胡耀邦猝然去逝，引发了学生要求中共肯定胡耀邦的“民主、自由、宽松、和谐”， 重新评价胡耀邦；提出反贪腐、反官僚、解放报禁等要求，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贪腐专制。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天，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达数十万。4月26日，中共在各大主要喉舌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的和平请愿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在求与政府对话无果的情况下，学生们于4月27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学生的诉求，使历来以“腐败治国”的中共非常恐惧。邓小平、李鹏及借六.四之机上台的江泽民一伙，用对付一场正规战争的手段，来对付始终以“非暴力、不抵抗”为原则、向政府谏言的善良学生。6月3日晚11时许，北京城罪恶的枪声响起。中共当局蓄谋已久、对天安门广场民众实施大屠杀开始了。一时间，真枪实弹的军人、武装警察、装甲车和坦克等充斥着广场。
6月3日下午4时，中共决定“清场”，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不加掩饰的表明：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对付学生，并冠以“自卫”，堂而皇之。6月4日凌晨零点十五分，装甲车沿长安街经天安门城楼，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以飞快的速度冲向人墙。一名男子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抢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有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可以用来自卫的东西，包括小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凌晨4时，中共军队在途径天安门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时，释放催泪弹、用冲锋枪扫射市民开路。装甲车以高速度冲入天安门广场，中共军队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之后，广场上所有照明灯熄灭，大批坦克车和装甲车朝着人群和帐篷碾压而去，坦克车和装甲车里的军人，同时用机关枪向示威者扫射，造成数千人死亡。在天安门之外的地方，也有针对学生和民众的战车碾压、机枪扫射行为，并造成诸多死伤。
历史学者、“六.四”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见证：广场上人们悲愤情绪迅速弥漫，学生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西单路口。学生们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著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一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随即枪口对准学生扫射。密集的一阵枪响，学生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目击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的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有民众说，这辆装甲车在东长安街建国门外撞死、撞伤了不少人，不能轻易饶恕这些杀人犯，应该血债血还。十多个学生挺身而出，迅速挤上前去，形成一个保护圈，将三名军人团团围在当中，并紧紧抱住已经头破血流的军人，以自己的身体护住他们，同时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许多拳头和杂物误落到了学生的身上。一位学生被民众误伤，头破血流。学生将三名军人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
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腾起，偌大的广场顿时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学生们此时此刻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人因为害怕而哭泣。
六四幸存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唐路回忆：6月4日凌晨，她亲眼看到有很多学生驻扎的帐篷，被中共军队的坦克辗压而倒塌。唐路说：她专门进几架帐篷里看过，亲眼看到许多学生在帐篷里睡觉，还有一些聊天的，也看到坦克把帐篷一座座的辗倒。没有人来得及去叫这些学生出来，一定被坦克压死了。唐路还说：“三面包围 （坦克）轰隆隆就开进来了。民主女神像就是在我们面前倒塌的。那就是所向披靡、夷为平地，那得压死多少人啊。”
目击者“雨泉”讲述六四当天的情景：我壮著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们决定抬尸体，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著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著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著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六.四幸存者、体育学院的学生张健，被陆军第38集团军一名中校军官用五四式手枪近距离连开三枪，右膝盖受伤，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一颗子弹头至今遗留在体内。当时，张健非常激动他“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对着戒严部队领队的一名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这名军官当时距离张健只有十米远，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叫喊，随即举起一把五四式手枪瞄准他，毫不留情连开三枪。这时候，一批纠察队员奋不顾身冲上前来，企图抢救受伤的张健。枪声再次响成一片，又有几个人中弹倒下。张健虽然身负重伤，但头脑还比较清醒，他对企图再次上来抢救他的几名纠察队员喊道：「危险！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他还是听到一阵急速靠近的脚步声，并伴随着女孩子的哭声，原来有许多女学生冲过来救他。
天安门广场上一辆急救车都没有了，只有一辆被打坏了的121型号的汽车。张健看到躺在他旁边有三位伤者，其中一伤者胸口中了三枪，另一名伤者被子弹穿进了鼻子。张健由于流血过多，后来陷入半昏迷状态。医务人员和自发救护者，在天安门东侧的公安部北门前，紧急为受伤的学生和市民处理伤口，一辆临时插有红十字旗帜通道式公共汽车，载志愿救护者，一些伤者迅速被抬上车去。司机想救载更多的伤者，被迎面而来的第38军的枪弹包围。车内救护人员向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军人大声呼喊：“请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受伤者的！”车上的志愿救护者继续抢救伤者时，猛烈的子弹再次扫了进来，车厢前部分有人中弹倒下。
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第三十八集团军执行镇压任务出色，大批部队和官兵因此立功受奖，有八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而前军长、少将徐勤先，因抗命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他的挚友李锐赋诗赞誉“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硬脊梁。甘赴刑廷违上命，但求民主大兴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