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说到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性人物，一为陈独秀，二位刘少奇。作为中共的开山鼻祖，陈独秀最后被开除出中共，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刘少奇最后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暴民残害致死，这种荒谬，印证了那句有关革命的最著名论断，革命最先牺牲掉的，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说到刘少奇，很多人会想到他与宪法的故事。

刘少奇的宪法故事最著名的是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一般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另外一个刘少奇与宪法的故事，却并不为人所知。

1955年1月间，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所谓法律是保护每个人权利的另一面，则是法律也要限制每个人的权力。当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时候，每个人即使当下如何风光、大权在握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从刘少奇与宪法的两个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的遭遇即使如何悲惨，都是自作自受。当他准备践踏法律的时候，就应该去承受那些践踏法律的后来者对于他的践踏。这个时候的刘少奇一定是无限懊悔的，但是，悔之晚矣。相信，包括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四人帮、周永康们，都有过这样的悔之晚矣的懊悔！

昨天深夜，写了这样一条微博：

“以立法的方式而非反腐运动，才是中共最后的机会和救赎。历史能够留给中共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中共应该比谁都明白:未来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法律了。当然，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用这样的微博做我这篇文章的结尾。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是我的强项，希望衮衮诸君不要视而不见，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要知道，中国人的江湖宿命是：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到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悔之晚矣的时刻，那也就只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