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干谢韬李慎之魔鬼伴生 八十方醒（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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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名刊话坛〉，我是余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主义，纠缠了中国人一个世纪。二者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共存共生、刀兵相向、此消彼长，多少学子、武夫、英雄、流氓因此而得意或丧命。现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五星红”旗两面旗帜仍然隔海飘荡，向中国人民继续昭示着两个主义的恩怨情仇。不过，五千年文明炼就的中华子孙，历经百年，终于一步步、艰难地看清了它们的真容，最后的取舍即将到来。

中共高级干部谢韬在〈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文中，反思自己的一生，与担任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好友李慎之先生一道，不懈追寻，晚年终于找到了答案。

谢韬，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共。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55年，谢韬被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人士，被判入狱十年。七十年代末获平反，重执人大教鞭，1982-1986年升任副校长，之后转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副院长。谢韬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文，并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广泛争议和激烈的反对。2010年8月25日谢韬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有关谢韬先生的文章的详细内容，我们就请《新纪元周刊》的专题主编李大卫先生来给大家介绍《新纪元周刊》第201期的焦点新闻“魔鬼伴生 八十方醒”。

主持人：李大卫先生好。

李大卫：余音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最近读了大陆刊物《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上谢韬先生的文章“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真是很感慨。

李大卫：是啊，一生的追求到了暮年才如梦方醒，看清了实质，那种艰辛是很难想像的。本期的《新纪元周刊》的焦点新闻“魔鬼伴生 八十方醒”就引述了这篇文章，并与共和先驱孙中山的学生、领导北伐和抗战的蒋中正，就是蒋介石先生，1966 年对中共发出的檄文做了对比。

主持人：哦，快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吧。

李大卫：好。谢韬先生的文章从他和他的朋友李慎之年轻时候说起，他说，“在那个时代，……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

主持人：那时候他们怎么能轻易就相信了中共呢？

李大卫：是啊，谢韬在文章中说，“……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

主持人：中共的这些言论是非常迷惑人的，那他们看到了他们所期望的国家的自由、民主了吗？

李大卫：我们来看看谢韬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他说：“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谢韬回忆说，“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

主持人：谢韬是什么时候开始看明白中共做的事情的呢？

李大卫：他说，“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

谢韬先生在这篇文章还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起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有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主持人：谢韬先生在穷尽一生才找到真相令人感到庆幸，而且在中共的铁幕下他们敢为人先表达自己的主张的勇气也令人震撼。

李大卫：是，在“谢韬先生生平与思想追思会”上，有专家发言说，谢老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时代使全民族失去思想”，“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他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打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垄断，彻底地否定“暴力社会主义”。它犹如“一声炮响”，把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礼物”，送回了老家，为新一轮思想解放扫清障碍，为民主转型提供了一种路径参考。……中国人定将从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中走出来，走向自由民主的未来。

主持人：李大卫先生，您刚才提到说蒋中正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针对中共的檄文，能讲讲具体内容吗？

李大卫：好。蒋中正先生在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国庆日前夕，就是1966年10月9日写了“告中共党人书”。他写道，“我今天率直的、诚挚的，要告诉中共党人，你们当初加入共产党，后来为共产党做工作，也可能是诚心诚意相信其“马列主义”，参加所谓“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殊不知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是1949年起，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所谓“社会革命”，就变成了残害人民、斫丧民族、荼毒社会的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

主持人：蒋先生讲得还挺深刻的。那篇文章还有些什么内容呢？

李大卫：蒋先生说到毛泽东斗争的伎俩，那就是：它对外斗争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后反噬；对内斗争的手段，是先利用而后谋陷。它对外是反覆无常，对内是忘情负义，而其对国家则是一个蟊贼，对革命乃是一个败类。

蒋介石总括起来说，“中共的斗争伎俩就是“欺诈”两个字，它是无言不诈，无行不欺，亦是无人不欺，无事不诈的。你们大家固然都是被欺诈过的人，我们国民党亦曾经为其所欺诈过的，不过我与你们所差的一点，就是我是首先发现它欺诈的凶狠伎俩最早的一个人。而你们今日被它所欺诈、所迫害的程度，竟遭到如此之惨，就是因为你们不愿及时听信我的话，而偏要跟从它，认为它是你们共产主义精诚无伪的一个领导者！”

蒋先生在文章中还向中共党员干部呼吁，该商量如何自救以救国的切身大事，以重建自由、平等、统一、独立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来完成国民革命的共同大业之初衷。

主持人：蒋公多年和中共打交道，而且多次被骗，因此他深知共产党的魔性。如果被反覆洗脑的大陆人民当年能看到海峡对面蒋先生说的真相，恐怕都会更早觉悟吧。好，谢谢李大卫先生。

李大卫：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今天的《名刊话坛》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余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