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70万亿居民存款被盯上

2026年9月2日，海外《爆点周刊》独家报导称，习近平于8月针对地方债下达“双清零”硬命令：2027年6月底之前，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必须全部退出；2028年底之前，各地被官方认定的隐性债务必须全部清零。

这两个期限并非全新。2028年前清理隐性债务，是2018年就提出的目标；融资平台限期退出，也见于2024年的“150号文”。八年过去，旧债未清，新债又生。如今经济更差、卖地收入锐减，却要在两年左右完成八年做不到的事，钱从哪里来？

报导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中共高层已有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居民的172.86万亿元存款。政府没钱，百姓帐上有钱；政府欠的债，让企业和百姓来还。

这不只是一则财经新闻。它显示出一个政权的底色。

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帐

中国地方债究竟有多少，中共自己都不敢讲清楚。

8月25日，财政部副部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截至2025年底，政府债务余额102.5万亿元，其中国债41.2万亿，地方法定债务54.8万亿，地方存量隐性债务只有6.5万亿，负债率73.2%。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28日发布的对华第四条磋商报告，点名地方融资平台2024年债务规模已达66万亿，其后估算2025年约72万亿，其中只有10万亿左右对得上中共的“隐性债务”定义。高盛的估算是91万亿。节目中嘉宾转述国内财经官员的私下估计，更高达150万亿至200万亿。

官方说6.5万亿，外界说72万亿、91万亿，相差十几倍。若以100万亿、利率5%计，一年利息就是5万亿；而2025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过12、13万亿。若按200万亿算，光利息就是10万亿，等同财政破产。

地方财政收入只能负担约一半的支出，县级财政自给率平均只有38%。连日常开支都养不活，拿什么还债？

于是，“清零”只能变成数字游戏。截至今年第一季末，广东、北京、上海、新疆已宣布全局隐性债务清零；全国至少34个地级市、191个区县宣布完成目标。手法叫“盘活三资”，实质是国有资产左手倒右手，融资平台改名换马甲。超过82%的平台“实现退出”，债却一分没少，只是换了记账科目。

这一幕，中国人并不陌生。1958年“大跃进”，各省竞相“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数字登上《人民日报》。没有一个省真有那样的粮食，也没有一个省敢说“我做不到”。虚报的产量变成了真实的征购任务，农民的口粮、种子粮被搜刮一空，随后三年，数千万人饿死。

今天的逻辑如出一辙：没有一个省能真正两年“清零”，也没有一个省敢公开说完不成。账面上的数字是假的，向下压的任务却是真的。当年被征走的是粮食，今天被盯上的是存款。

五把刀，刀刀砍向百姓

在此先梳理今年以来五项新增的收钱手段。

第一刀，砍向海外华人。4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只要户籍未注销、配偶和主要经济利益仍在国内，即便拿了绿卡、永居，仍是中国税收居民，须就全球所得报税。靠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换帐户数据的CRS机制，人跑了，账户跑不掉。

第二刀，9月1日，财政部与税务总局一纸公告，把自1994年实施32年的外籍个人分红免税政策废除，一律按20%征收，当天发布，当天生效，零过渡期。

第三刀，7月24日，财政部第21号公告首次将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到终止全程纳入征税，不论是否分配，一律穿透计税，还要追溯2023年以来的增值，90天内缴清。

第四刀，8月28日公开征求意见，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项合并为新税种，税率11%至13%。这三项去年共收9134亿元，合并后将成地方第一大税种。

第五刀，社保追缴。8月起，天津、辽宁、广东税务部门以大数据比对个税与社保申报。天津大港一位陆姓服装厂厂长对记者说，过去行规是按最低基数缴社保，如今要按实际工资补缴，再加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欠一年就接近20%。最高法院8月1日的司法解释更规定，自9月1日起，员工自愿签字放弃社保的协议一律无效。行业白皮书承认，去年只有34.1%的企业社保基数完全合规。一刀切之下，大批小微企业成本骤升两到三成，撑不住的只能裁员关门。

为何偏在此时？因为社保基金已经虚了。2025年三项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接近3万亿，没有这笔输血，账面根本撑不住。

更讽刺的是，百姓的绩效被砍、奖金被倒追，个人所得税却逆势暴涨。2025年个税收入1.62万亿，增长11.5%，而企业所得税只增长1%；今年上半年个税8982亿，再增13.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上才涨5%，税却涨了两位数。

《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过泰山侧，见妇人哭于墓前。她的公公、丈夫、儿子都死于虎口，却不肯搬走，因为此地“无苛政”。孔子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两千五百年后，中国人面对的已不只是苛政，而是一张由大数据织成的天罗地网，连逃到泰山脚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扫黑”即抄家：从五反到今天

加税有税率、有税基，终究有上限。另一种办法，却几乎上不封顶。

官方已确认，自2026年7月起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专项斗争。据《爆点周刊》披露，8月1日的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列为机密。以往打黑由公安部发文，这次由中办出面，代表的是最高层的意志。

扫黑的财政逻辑是：运动式打黑，是先把人定性，再查封其个人与企业资产。抓一个老板，就控制了一整张资产负债表。

重庆“唱红打黑”是范本。官方2010年公布的查扣涉黑资产是29亿元，但律师李庄后来表示，实际没收的资产可能达数千亿元。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出事后，案件尚未开庭，公司帐上2亿元就被划进财政局充作“罚金”。薄熙来倒台后，这笔钱分14次退回，等于承认当初拿走的并非法院确认的犯罪所得。2018年至2020年的全国扫黑除恶，最高法院公布处置的涉黑涉恶资产达1462亿元，还专门提出“打财断血”。

这套手法不是薄熙来的发明。1952年1月，中共发动“五反运动”，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等名义整肃私营工商业者，逼其坦白、补税、退赔、交罚款。上海滩跳楼的资本家之多，以致时任市长陈毅留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的冷语。四年之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几代人积累的产业，一夜之间换了主人。

再往前，是土地改革：先划成分，再开斗争会，然后分田分浮财，约200万地主丧命。再往后，是1953年的统购统销，农民连自己种的粮食都无权处置。

套路从未变过：先政治定性，再剥夺财产，最后消灭这个阶层。变的只是标签，昨天叫“地主”、“资本家”，今天叫“黑社会”、“涉诈高危分子”，近年跨省抓捕企业家的“远洋捕捞”，也是同一个模子。2026年《经济学（季刊）》一项涵盖279个地级单位的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每提高一个标准偏差，罚没收入的强度和依赖度分别上升17.9%和19.1%。政府越缺钱，罚得越狠。

谁是黑社会？谁说了算？

法律上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须具备组织、经济、行为和非法控制四个特征。运动式执法可以倒过来拼装：企业有老板和员工，就是“组织严密”；有营收，就是“经济基础”；发生过讨债或劳资纠纷，就是“多次违法”；市场占有率高，就成了“称霸一方”。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就这样被装进“以商养黑”的口袋。

口供不够，就制造口供。重庆打黑期间，被告樊奇杭的律师曾公布会见录像，显示他身上多处受伤，他自述遭长期吊铐、不准睡觉，被迫认罪。几份逼出来的口供互相印证，一个“黑社会”就被“证明”出来了。

更讽刺的是，这次专项斗争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网络水军也列为治理对象。而美国司法部2023年曾起诉34名中国公安部人员，指控他们组成“912专项工作组”，以大量虚假账号在海外散布中共宣传、攻击异议人士。若按同一把尺子衡量，组织最严密、经费最充足、操控舆论最长久的，正是中共自己。

《庄子·胠箧》早有一语道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偷一个衣带钩的人被处死，窃取整个国家的人却坐上高位，还握着审判别人的权柄。

古代也有前车之鉴。汉武帝连年用兵，国库空虚，于是行“算缗”、“告缗”，鼓励天下人告发商贾隐匿财产，告发者可得被告财产之半。《史记·平准书》记其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间从此“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有钱就吃光用光，无人再肯积蓄经营。

但汉武帝晚年尚能下《轮台诏》悔过，与民休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可曾为土改、五反、大饥荒向人民认过一次错？

为什么它一定会抢

有人会问：这只是财政困难下的无奈之举吧？换一个领导人，会不会好一些？

答案在它的经典里。《共产党宣言》写得明明白白：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这个政权眼中，百姓的财产从来不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只是暂时寄放在民间的资源。需要时，叫你“先富起来”；缺钱时，就说你有“原罪”。改革开放四十年，不是它变了，而是养肥了再杀。

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恰恰相反。《论语》中，鲁哀公因年成不好、用度不足而问计，有若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大学》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民富才是国本，这是中华五千年的共识。

老子说得更透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中共今天所为，正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削减开支首先砍的不是掌权的领导干部，而是基层公务员、教师、医护和国企普通职工。2024年深圳一些三甲医院的绩效工资被削减一半；至2025年末，至少12家上市银行披露向员工追索绩效薪酬。至于局级以上的待遇、庞大的维稳开支，却动不得，因为政权要靠这些人来运转。

这就是“魔鬼统治”的含义。正常的政府以民为本，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共产邪灵附体的政权，把人民当作燃料，一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系它自身的存活。它不是偶尔做坏事的政府，而是其本性就要斗、要抢、要毁。

历史早有镜鉴。明朝末年，崇祯朝为应付辽东战事与流民，先后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岁征逾两千万两。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弃田逃亡，投入李自成军中，“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传遍中原。1644年，崇祯自缢煤山。竭泽而渔者，最终无鱼可渔。

存在银行里的钱也不安全

有人以为，钱放在银行总是自己的。共产国家的历史，却一再给出相反的答案。

1947年12月，苏联实行货币改革，民众手中的现金按10比1兑换新卢布；银行存款3000卢布以内照旧，3000至1万的部分三旧换二新，1万以上的部分二旧换一新。一夜之间，百姓多年积蓄大幅缩水，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干部早已把钱分拆存妥。

2009年11月底，朝鲜突然宣布币改，旧币100比1换新币，每户兑换额度设有上限，超出的部分形同废纸。小商贩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市场陷入混乱。外界报导，主事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翌年被处决，替罪羊死了，百姓的钱却没有回来。

中共自己也有先例。1950年代发行的公债层层摊派，“认购”实为政治任务；公私合营后许诺给资本家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一来便一笔勾销。

手法各异，道理只有一个：在一个不承认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存款不是你的财产，只是你被允许暂时使用的数字。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谁掌握了一切经济手段，谁就掌握了人的全部目的。英国思想家洛克则说，政府存在的首要理由，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若反过来侵夺这些，人民便不再负有服从的义务。

中国古人讲得更直白。《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写永州百姓宁可冒死捕毒蛇抵税，也不愿承受赋敛之苦，最后叹道：“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逃亡，是人民最后的一票

当抢钱成为国策，逃离就成了本能。

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2021年卸任后几乎从公众视野消失，偶尔露面反而引发更多猜测。安踏前高管徐阳8月18日在朋友圈宣布举家迁往洛杉矶，发文时人已在登机途中，他写道：“没有安排任何一场道别。”

普通人的处境更让人心寒。湖南一名25岁青年在东南亚边旅游边打工，今年6月在马来西亚接到户籍地派出所电话，被限令三日内回国，否则注销户口。回国后，他仍被列为“涉诈高危分子”，连港澳都不获准前往。警察对他说：“要把境外的人都劝回来。”

1962年5月，大饥荒之后，数以万计的广东百姓涌向深圳河，冒死逃往香港，史称“大逃港”。柏林围墙竖立28年间，仍有人挖地道、乘热气球，以性命换一次翻墙的机会。墙从来不是用来挡外敌的，是用来关自己人的。一个需要把人民关起来的政权，早已在人心中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被盯上的不只是百姓。招商银行2024年的数据显示，占客户总数2.49%的高端客户，掌握着81.9%的零售客户总资产。中国最富有的人群里，有民营企业家，也有大量官员与权贵家庭。如果刀真的落向大额存款，那就是刀口向内。

这正是共产政权的宿命。苏联大清洗中，1934年联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近百人被捕、被处决。中共党内，刘少奇、彭德怀、林彪，无一善终。魔鬼吃人，从不分敌我。今天替它抢钱的人，明天也可能成为被抢的对象；薄熙来、王立军的下场，就是替党打黑者自己的结局。

守不住存款，守得住良知

读到这里，许多人会问：那我的钱怎么办？

分散资产、谨慎行事，都是人之常情。但这则新闻真正要提醒中国人的，不只是钱。地方债是一座压在中国社会头上的火山；当一个政府不敢削减特权和维稳开支，却把手伸向企业与百姓的存款，最先被清零的，恐怕不是地方债，而是民众对这个政权最后一点信心。

古人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又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个七十多年来在历次运动中致使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政权，一个把抢夺写进基因的政权，天命早已不在。

《九评共产党》2004年发表以来，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已有超过4亿67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为什么要退？当年入党、入团、入队时，每个人都曾举起拳头，发誓把生命献给它。这个誓言，等于把自己和它绑在一起。当它被历史清算的那一天，谁愿意为它的罪恶陪葬？

“三退”不需要公开身分，用化名也可，神看的是人心。可以通过海外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网站声明，也可以托在海外的亲友代为办理。这是一次良知的选择，是在天地之间为自己重新立一个位置。

存款可能被冻结，房产可能被查封，护照可能被收走，但一个人站在哪一边的权利，是任何政权都抢不走的。

火山将喷之时，最要紧的不是搬走多少家当，而是自己还站不站在火山口上。

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