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被关押秦城监狱7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8日，文革中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姚文元。1966年8月2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人最重要的工具。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最初是整别人的；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这14个人在不同时期全部成为挨整的对象。康生生前没有挨整，但是死后被开除党籍，被批倒批臭！ 王任重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键是毛泽东对他的赏识。王任重曾多次陪毛泽东畅游长江，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华北第一才子”。文革前，王任重在湖北的“教育革命”中整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中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非常起劲。李达被活活整死，王任重负有重大领导责任。 王任重，河北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区党委常委，冀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1945年后，任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49年5月，随军南下，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后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兼代市长。1954年后，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8月，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建政后，王任重长期在湖北工作，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在湖北的重要执行者。 1966年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汉大学派工作组。 1966年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这些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报送湖北省委。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据此，武大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强迫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根据这些所谓的交待、揭发，这个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王任重加上按语后上报中南局和中共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中共中央时还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部署打倒李达。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武汉大学立即进入深揭猛批李达的狂潮之中。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李达被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湖北省武汉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2000多个单位近30万人，送来声援书10万多张，声援信5500多封，从全国67个县市来电784份。” 当时，李达的身体非常差。7月19日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是4个加号。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他的秘书刘某仍在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李达说：“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死了，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 直到 8月10日，毛泽东已经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才看到一张条子上写道：“李达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批示：陶铸阅后，转王任重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批示：即送王任重。毛泽东无心救李达一命，陶铸心领神会，王任重也心知肚明。对李达的批斗会照常进行，李达的公费医疗被停止，李达请求自费看病被禁止。8月24日，李达被活活折磨致死！第二天，李达的遗体即被火化。当晚，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大约在1966年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二楼。当时他身兼数职：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可见当时毛泽东对他的器重。王任重来北京时，从武汉带来一套班子，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没有联系，王任重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的办公室办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会议室都设在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等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十六楼议事、开会，王任重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十六楼。平时他的一切活动都在二楼，因此，他的许多活动，江青等人并不都知情。王任重说毛泽东叫他过问北京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北京几个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他还兼顾领导湖北、武汉的文化革命运动。 清华大学是王任重关注的重点，工作组撤离清华后，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后来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12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由他直接掌控。1966年7月27日，他的女儿王小平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提出工作组的问题。第二天，王任重参加了清华大学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当晚，北京新市委宣布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8月4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刘少奇之女刘涛后来说，贺龙之子贺鹏飞在大会的发言稿是经过王任重审查批准的。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向全校师生提出几点建议，也是按王任重的指示搞的。 8月21日晚，刘少奇之女刘涛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造她的后妈、刘少奇最宠爱的现任妻子王光美的反，彻底和王光美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刘涛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8月18日写的，写好后还想写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觉得应当请示一下上级，就打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把大字报改了改交给了王任重，他看了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写的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刘少奇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王任重授意的。” 刘涛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当成爆炸性新闻。当晚，由关锋出面，紧急组织人员去清华大学抄刘涛的大字报，顺带也抄贴给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这些抄写员分散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抄大字报，大约抄了十几分钟。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宣布禁止外单位人员抄写大字报，并派了大批清华附中红卫兵去现场当纠察队，看谁抄大字报就没收，要求外单位人员撤离清华园，同时封锁了校园。 钓鱼台十六楼的江青等人还等着看刘涛的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却无功而返。十六楼距王任重住的二楼不到300米，对刘涛大字报出笼背景毫不知情的江青等人，以为刘涛阶级觉悟升华而大义灭亲，并要树这个典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刘涛大字报的出笼竟是自己的副组长王任重亲手导演的。 这件事给江青等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必须掌控高等学校的文革动向，没有可靠信息就要处于被动，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立即派出自己的记者进驻高等学校。很快，他们就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派出了驻校记者组，北京的其他高校也派了记者。 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在校内“破四旧”和打击“黑帮”、“牛鬼蛇神”的行动，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在贺鹏飞指挥下，用拖拉机推倒。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一些大字报底片交给王任重。刘涛说：推倒清华二校门事件是贺鹏飞请示了王任重之后才决定的。 对于北京大学的文革，王任重也直接过问。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回忆说：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她也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找到她。王任重说：中央文革关于大专院校的运动，由他来负责，北大运动中一些大事情，需要聂元梓配合。那时候，王任重正受毛泽东器重，毛泽东说他在省委书记中，既年轻，又能干。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聂元梓都请示王任重。后来，王任重干脆把刘道玉派到北大来。北大校文革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就是王任重的指示！ 王任重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期间的这些做法，让江青、康生、陈达伯等人很不满意。江青多次到毛泽东面前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等，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当时，王任重患有肝病，劳累加上心情郁闷，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日益消瘦下去。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小组副组长一职，回中南局工作。毛泽东批示：王任重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王任重提提意见。对王任重的批判会开过之后，1966年10月，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1966年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接见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关锋说：王任重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1966年12月5日，由武汉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汉的红卫兵共50多人，组成“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兵分两路，一路到广州揪王任重，一路到北京找陶铸。12月25日，中南局和“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谈判，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任重与“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同机回湖北，飞机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到机场将王任重接走。 1966年12月30日，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对王任重的问题表态说：“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1967年1月1日、4日和17日，武汉10万人集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王任重。王任重站在主席台长条水泥石桌上，头带高帽子，身穿军大衣，胸前挂着“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牌子。造反派愤怒声讨说：王任重一直以“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自我标榜。此人一贯两面三刀，巧言善辩，低调高唱，看风转舵，有时显得极右，有时装得极“左”，像一条泥鳅一样。王任重是一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惯于耍弄两面权术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文革中，王任重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事。 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造反派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炸锅了，立即以此向王任重兴师问罪。原来，1959年6月，王任重曾陪毛泽东回韶山。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到韶山》。喜欢舞文弄墨的王任重也赋诗一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文革中，王任重被揪出后，这首诗也成了他反对毛泽东的重要罪证。造反派认为，这首诗一方面把毛泽东比作衣锦还乡的封建帝王，另一方面又以“何须”二字反对和讽刺毛泽东的韶山之行。在反复批斗王任重的同时，造反派还写了一幅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 送给王任重, 为毛泽东“报仇”！ 1968年，江青又以“CC特务”的罪名把王任重关进秦城监狱。造反派们内查外调，最后查出，王任重上中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而蓝衣社是国民党CC系的特务组织。这就是说，王任重曾经是国民党特务！据说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激动，还拿鞋底抽他的脸，痛斥他说：“我让你当特务！”后来，一位晚辈问王任重：“王伯伯，你给我说个老实话，你究竟是不是CC特务啊？”王任重激动的说：“不是！我从未参加过CC，更没当过CC特务！”“沙弟，你要相信你王伯伯。这都是江青给我造的谣，在秦城坐牢时，他们问过我无数次，逼我承认参加过CC特务组织。我坚决不承认，我让他们去查，我如参加过，可以枪毙我！” 直到1975年5月，王任重才被从秦城监狱放出。至此，曾经狠狠整过人的王任重在秦城监狱被关押长达7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8日，文革中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姚文元。1966年8月2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人最重要的工具。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最初是整别人的；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这14个人在不同时期全部成为挨整的对象。康生生前没有挨整，但是死后被开除党籍，被批倒批臭！

王任重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键是毛泽东对他的赏识。王任重曾多次陪毛泽东畅游长江，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华北第一才子”。文革前，王任重在湖北的“教育革命”中整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中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非常起劲。李达被活活整死，王任重负有重大领导责任。

王任重，河北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区党委常委，冀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1945年后，任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49年5月，随军南下，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后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兼代市长。1954年后，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8月，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建政后，王任重长期在湖北工作，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在湖北的重要执行者。

1966年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汉大学派工作组。

1966年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这些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报送湖北省委。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据此，武大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强迫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根据这些所谓的交待、揭发，这个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王任重加上按语后上报中南局和中共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中共中央时还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部署打倒李达。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武汉大学立即进入深揭猛批李达的狂潮之中。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李达被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湖北省武汉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2000多个单位近30万人，送来声援书10万多张，声援信5500多封，从全国67个县市来电784份。”

当时，李达的身体非常差。7月19日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是4个加号。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他的秘书刘某仍在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李达说：“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死了，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

直到 8月10日，毛泽东已经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才看到一张条子上写道：“李达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批示：陶铸阅后，转王任重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批示：即送王任重。毛泽东无心救李达一命，陶铸心领神会，王任重也心知肚明。对李达的批斗会照常进行，李达的公费医疗被停止，李达请求自费看病被禁止。8月24日，李达被活活折磨致死！第二天，李达的遗体即被火化。当晚，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大约在1966年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二楼。当时他身兼数职：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可见当时毛泽东对他的器重。王任重来北京时，从武汉带来一套班子，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没有联系，王任重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的办公室办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会议室都设在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等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十六楼议事、开会，王任重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十六楼。平时他的一切活动都在二楼，因此，他的许多活动，江青等人并不都知情。王任重说毛泽东叫他过问北京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北京几个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他还兼顾领导湖北、武汉的文化革命运动。

清华大学是王任重关注的重点，工作组撤离清华后，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后来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12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由他直接掌控。1966年7月27日，他的女儿王小平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提出工作组的问题。第二天，王任重参加了清华大学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当晚，北京新市委宣布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8月4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刘少奇之女刘涛后来说，贺龙之子贺鹏飞在大会的发言稿是经过王任重审查批准的。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向全校师生提出几点建议，也是按王任重的指示搞的。

8月21日晚，刘少奇之女刘涛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造她的后妈、刘少奇最宠爱的现任妻子王光美的反，彻底和王光美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刘涛后来说：“这张大字报是8月18日写的，写好后还想写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觉得应当请示一下上级，就打电话给王任重。……后来把大字报改了改交给了王任重，他看了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写的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刘少奇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王任重授意的。”

刘涛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当成爆炸性新闻。当晚，由关锋出面，紧急组织人员去清华大学抄刘涛的大字报，顺带也抄贴给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这些抄写员分散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抄大字报，大约抄了十几分钟。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宣布禁止外单位人员抄写大字报，并派了大批清华附中红卫兵去现场当纠察队，看谁抄大字报就没收，要求外单位人员撤离清华园，同时封锁了校园。

钓鱼台十六楼的江青等人还等着看刘涛的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却无功而返。十六楼距王任重住的二楼不到300米，对刘涛大字报出笼背景毫不知情的江青等人，以为刘涛阶级觉悟升华而大义灭亲，并要树这个典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刘涛大字报的出笼竟是自己的副组长王任重亲手导演的。

这件事给江青等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必须掌控高等学校的文革动向，没有可靠信息就要处于被动，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立即派出自己的记者进驻高等学校。很快，他们就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派出了驻校记者组，北京的其他高校也派了记者。

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在校内“破四旧”和打击“黑帮”、“牛鬼蛇神”的行动，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在贺鹏飞指挥下，用拖拉机推倒。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一些大字报底片交给王任重。刘涛说：推倒清华二校门事件是贺鹏飞请示了王任重之后才决定的。

对于北京大学的文革，王任重也直接过问。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回忆说：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她也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找到她。王任重说：中央文革关于大专院校的运动，由他来负责，北大运动中一些大事情，需要聂元梓配合。那时候，王任重正受毛泽东器重，毛泽东说他在省委书记中，既年轻，又能干。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聂元梓都请示王任重。后来，王任重干脆把刘道玉派到北大来。北大校文革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就是王任重的指示！

王任重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期间的这些做法，让江青、康生、陈达伯等人很不满意。江青多次到毛泽东面前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等，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当时，王任重患有肝病，劳累加上心情郁闷，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日益消瘦下去。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小组副组长一职，回中南局工作。毛泽东批示：王任重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王任重提提意见。对王任重的批判会开过之后，1966年10月，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1966年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接见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关锋说：王任重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1966年12月5日，由武汉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汉的红卫兵共50多人，组成“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兵分两路，一路到广州揪王任重，一路到北京找陶铸。12月25日，中南局和“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谈判，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任重与“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同机回湖北，飞机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到机场将王任重接走。

1966年12月30日，陶铸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对王任重的问题表态说：“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1967年1月1日、4日和17日，武汉10万人集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王任重。王任重站在主席台长条水泥石桌上，头带高帽子，身穿军大衣，胸前挂着“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牌子。造反派愤怒声讨说：王任重一直以“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自我标榜。此人一贯两面三刀，巧言善辩，低调高唱，看风转舵，有时显得极右，有时装得极“左”，像一条泥鳅一样。王任重是一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惯于耍弄两面权术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文革中，王任重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事。

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造反派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炸锅了，立即以此向王任重兴师问罪。原来，1959年6月，王任重曾陪毛泽东回韶山。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到韶山》。喜欢舞文弄墨的王任重也赋诗一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文革中，王任重被揪出后，这首诗也成了他反对毛泽东的重要罪证。造反派认为，这首诗一方面把毛泽东比作衣锦还乡的封建帝王，另一方面又以“何须”二字反对和讽刺毛泽东的韶山之行。在反复批斗王任重的同时，造反派还写了一幅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 送给王任重, 为毛泽东“报仇”！

1968年，江青又以“CC特务”的罪名把王任重关进秦城监狱。造反派们内查外调，最后查出，王任重上中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而蓝衣社是国民党CC系的特务组织。这就是说，王任重曾经是国民党特务！据说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激动，还拿鞋底抽他的脸，痛斥他说：“我让你当特务！”后来，一位晚辈问王任重：“王伯伯，你给我说个老实话，你究竟是不是CC特务啊？”王任重激动的说：“不是！我从未参加过CC，更没当过CC特务！”“沙弟，你要相信你王伯伯。这都是江青给我造的谣，在秦城坐牢时，他们问过我无数次，逼我承认参加过CC特务组织。我坚决不承认，我让他们去查，我如参加过，可以枪毙我！”

直到1975年5月，王任重才被从秦城监狱放出。至此，曾经狠狠整过人的王任重在秦城监狱被关押长达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