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共奉献大量钱财的鲜英被中共整的凄凄惨惨戚戚

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三次到访被中共代表董必武称为“民主之家”、由冯玉祥将军题字的鲜英私宅——“特园”。毛泽东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赠联，堪称三绝啊！”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经过28年的前赴后继，终于“颠覆”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应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之国”。在这个“民主之国”里，曾经为中共无私奉献大量钱财物，为中共在重庆的活动提供了大量帮助，为中共“策反”驻守重庆的川军高级将领杨森立下汗马功劳的鲜英一家的结局是什么样呢？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点了众多右派分子的名，其中包括鲜英。其子鲜继坚、女儿鲜继平也相继被划成右派，他的女婿，鲜继平的丈夫徐在庸也受株连，被划为“漏网右派”。曾经躲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炮火的特园，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没能逃过造反派“武斗”的战火，一把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把曾经高朋满座、盛极一时的“民主之家”彻底化为灰烬。3个月后，鲜英在北京病逝，不久，夫人金竹生女士也因病去世。当年曾经如“众星捧月”般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黯然凋零。

特园始建于1929年，主体工程名“达观楼”，是一座青砖3层楼房，前后各一个大花园，融欧洲风格和川北特色为一体，堪称中西合璧。据许多社会名流回忆，当年,重庆特园经常是宾客盈门，盛况空前。金竹生女士回忆说：“那时，每天在特园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时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 中共方面的人、国民党左派、地方军政要员、社会知名人士，如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黄炎培、柳亚子、冯玉祥、李济琛、史良、章伯均、梁漱溟等，经常在特园聚会。鲜英的老师张澜只要到重庆，就住在特园。冯玉祥、张申府、梁漱溟等人也常住特园。抗日战争期间，特园是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都曾借驻于此，中国民主同盟的总部在还都南京前一直设在特园。鲜英不吝家产，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应酬上。

鲜英，1885年，出生于四川西充，幼时家贫，后在亲友资助下，入私塾上学。1907年，张澜在西充办官立中学时，对勤奋好学的鲜英关照有加，因此，鲜英一生都追随张澜。1908年，鲜英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在这里，贺国光、杨森、刘湘等都成为他的同窗好友，这些人后来成为四川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鲜英与刘湘、杨森等作为护卫队陪侍恩师张澜左右。1913年，张澜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鲜英又随张澜进京。在北京，张澜带鲜英求见袁世凯时，袁世凯对鲜英人品、才学颇为赏识，邀请他担任总统府侍卫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一气之下离京返乡。鲜英也以读书深造为名辞职，后被保送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四期旁听。这一期陆军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后来很多人都成为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军政人物。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张澜在南充响应蔡锷讨袁。鲜英也从北京南下广州，参与护国讨袁。1919年五四时期，张澜在北京主持《晨报》，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之际，见四川了无生气，便鼓励鲜英办报开启民智。于是，鲜英在重庆筹资兴办《新蜀报》。正是在重庆办报期间，鲜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甚至突破封锁向当时缺医少药的陕北提供过盐和药品。

1921年，刘湘作为川军总司令据守重庆，任命鲜英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1922年，刘湘指示鲜英将铜元局改为子弹厂，这是鲜英最早接触实业。之后，鲜英入川军任职。在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成立后，刘湘任命他为督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鲜英都忙于办厂兴业。直到1935年，老同学贺国光奉蒋介石之命，入川整顿川军，调鲜英回南充任第十一区督察专员。鲜英因筑路延误，惹怒蒋介石，被罢官。从此，他便定居重庆，专心实业。鲜英极具经营天赋，又善于抓住机会，加上人脉资源丰富，他的实业办得有声有色。1934年，鲜英看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时机，果断接手亏折严重的复兴面粉厂。很快，面粉厂起死回生。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鲜英联络地方袍哥首领兼商会主席奚致和等，在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等迅速复兴，带动了南充农、工、商的发展。

1949年11月下旬，共军突破国民党渝东南白马山防线，打开了通往重庆的大门。为了策反守卫重庆的川军高级将领杨森，中共想到了鲜英。鲜英和杨森是同学，当时杨森最宠爱的女儿正与鲜家五公子鲜恒热恋。中共派苏云赴“特园”，将中共对杨森的四项条件（保城、救人、起义、捉蒋）和盘托出。鲜恒领受“父命”，前往杨森公馆游说。杨森保证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骚扰百姓，但对后三项条件，则明确表示无能为力。杨森说：“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壁如（杨森小老婆）。”尽管如此，杨森败退台湾之前，还是留下密令：第20军军长由其次子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在成都附近的金堂县率两个师起义。

鲜英帮了中共的大忙，同时，也践约守信，将杨森小妾接到特园，并为其看护私产。1949年10月1日中共当政之后，鲜英得到了中共给的一些虚名，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但是，“窝藏战犯眷属、财产”，始终象一道紧箍咒伴随着他，中共发动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让他坐立不安。

1957年，毛泽东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打了55万右派。鲜家一家出了三个大右派，加上女婿，一共四个大右派。这让鲜家的政治处境极为艰难，曾经高朋满座的鲜家私宅特园，变得门庭冷落，一片死寂。由于鲜英几乎将所有房产家业都捐献给了中共，在反右狂潮兴起时，鲜家经济上也陷入困境。鲜继坚也曾参与策反杨森，后来香港汇丰银行重金礼聘他任总经理，他坚辞不就，决定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划为右派后，鲜继坚被发配到郊区农场改造，每天挑粪浇地，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0年！在最艰难时，鲜继坚连4分钱的过河船钱都拿不出来。为了探望妻儿，不得不冒死泅渡长江。鲜英的女婿、鲜继平的丈夫徐在庸，被划为漏网右派后，被中共当局以“有碍首都治安的危险分子”为名，流放河南18年！

1959至1962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导致全国饿死3860多万人。在此期间，中共在全国实行生活用品配给制，食品价格上涨，鲜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鲜宅花园中的芭蕉、香蕉树根、枝叶甚至枇杷树皮，都成了鲜家人的食物。当年，中共的各色高官在鲜家白吃白喝，鲜英慷慨相助，如今，中共的高官弃之若野草，无人问津，一家人沦落到了自顾不暇、穷困潦倒的地步。为了活命，鲜家花园改成了菜园，金竹生女士每天带领全家老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艰难度日，勉强活命！

1960年，年老体弱的鲜英夫妇从重庆迁居北京，因为没有路费，不得不将书房里珍藏的《四库全书精本》卖给了古旧书店。但是，到北京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政治运动再次找上门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之后，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受到严重冲击，鲜英也没能幸免于难。抄家、游街、批斗接踵而至，当时，鲜英夫妇已是风烛残年，连睡觉的床，都差点被红卫兵抬走。

在重庆，鲜英一家被当时的重庆市委领导确定为首批抄家的第一家。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的“赤卫军”组成的抄家队进驻鲜宅，在特园内挖地三尺，“破四旧”，将值钱的器物、古董、字画，以及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查抄封存。特园大客厅中的历史文物《签名轴》从此下落不明。《签名轴》留下了国共两党领导人以及众多名人的签名，也是特园历史的见证。“民主之家”的匾额也差点被毁，所幸鲜家人有所准备，事先将大匾额藏在床上当床板才幸得留存。1967年，重庆上清寺街道办事处要办无线电厂，看中了特园的“达观楼”，于是，鲜家人被扫地出门。1968年3月25日，毛泽东的造反派“反到底”和另一派“八一五”，在特园内激烈交战，一把大火，将曾经“民主之家”特园焚毁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