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7岁文革中第一个被叛死刑的“思想犯” （图文）

遇罗克是谁？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更鲜为人知了。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这一幕历史；他们看得见的传媒，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在中国，４０多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记得，无论升学、招工、当兵、入党、入团、提干等等，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甚至去医院，也要问家庭出身，出身不好，有病也没有治疗的资格。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弟弟妹妹们演。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克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但是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他们班上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人考上了大学，因为那年大学招生的名额比报考的人数还要多，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遇罗克，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此后，他做过农业工人、代课教师、研究所和“首都图书馆”的临时工等等。他把一个小学学习成绩最差的乱班在半年之内变为全校纪律与学习最优秀的班级，他在研究所与图书馆的工作也无可挑剔，但皆因“出身”问题不予转正。

1966年下半年遇罗克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被誉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遇罗克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最小的弟弟遇罗勉 “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则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

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有两三个月之中，遇罗克和一些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去挨斗。他们的嘴唇虽被封闭着，但遇罗克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久已虚弱不堪的身体，死命地向上挣，决不肯低头。押着他的彪形大汉踢他、打他，台下的群众啐他、骂他；手腕脚踝全破了，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无法愈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遇罗克全身浮肿了……

遇罗克的死刑处决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来亲自签发，因为遇罗克自称“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而获得拖延，第二次才是真正执行那次。

一间间的死囚牢关着待死的人。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使人毛骨悚然，足以使正常的人发疯，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

遇罗克也被关在腐臭阴暗的“活棺材”里。一米宽、二米长、双层铁条门，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没有棉被、没有一切洗漱用具。夏日蚊蝇叮咬，虱蚤遍身，30斤重的镣铐更添了这些“小吸血鬼”们的狂妄和自由。严冬，没有火炉，寒风无遮拦地从铁门条吹入，浑身冻得麻木生疼。

遇罗克想活下去，活下去！他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层领导人。他在狱中五次上书毛泽东，给陈毅写过信，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

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每念一个名字，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以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包括遇罗克在内的的几个人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

19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95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19个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观众席上、运动场上，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犯人们被带了出去，有的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遇罗克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

27岁的遇罗克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被叛处死刑的“思想犯”。其角膜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还有其他身体器官被割与其他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