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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下)

哈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都要反省,这对后代和对人类都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尽管人的看法有分歧,但极权主义摧残了人和人性是经验事实,我们不要极权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的一个原则。(Getty images)

仲维光: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下)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接上文)

六.比红卫兵还可悲的造反派:极权社会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鲁迅曾说,中国历来只有两种不同的时期,想做奴隶而得,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而在统治者内部,专政的“特权”除了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维护和争夺以外,它在猜忌中还必然圈子越来越小。

十月,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终于平民们也被专政者派上了用场。现在必须说的是,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干部子弟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造反派们十月后的雀跃,是令人泪下的,终于想做奴隶而得了!终于让“毛主席和党”看到了他们的忠心了!所以,他们终于能和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人(毛泽东)的专制,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隶地位,而热血满腔,充满勇气了!如果人们真的心平气和地想,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人家捍卫的是父兄们所占据的特权、专政,而造反派们却是充满豪情地为了想做奴隶而得!

红卫兵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而造反派们的理论基础在是毛泽东的“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们真诚信奉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造反派们不仅真诚地拥护极权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而且仍然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一方面对干部子弟红卫兵全面地否定,一方面却对自己全面地肯定。某些“两种文化革命论”底下隐藏着的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被权力所奴役的人和维护权力而不得的人当然冲动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前者潜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权,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当年对平等和权利的认识,所要的“平等权利”究竟是什么,“自觉”追求的并不是现今的人权,因此,是必须要认真反省的。

十月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后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婴,写过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说造反派们从根本上是被“无产阶级”利用的物件,在被利用划过几桨后,时机一到,就会被打落到水中。这话说来残酷,造反派们都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上共产党的确想如此。当然,后来的历史并非是如周泉婴说的那样,因为,其后的几十年发展历史竟然是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再把这些人打落到水中的时机了。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仍然是不得不用这些人来划船,共产党只有利用“宽松”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再也没有能力像六十年代以前那样大搞阶级斗争、大讲阶级路线了。到八九年,共产党不但没了把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只有射杀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证船的继续航行。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婴的四一四同志─万润南以及其他的人,也被射杀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没有胜利,倒是平民们穿过极权,觉悟到人权,驶向了新的航道。

时代和人们的存在状况为每一个人打下了烙印。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统治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则永远染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跋扈惯了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自己的不得志,痛恨平民。东、西纠之后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

记得六八年大家就要离开清华附中,各自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作者之一,也是红卫兵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张明在和同班的郑光召等人告别时说:“你们是地富反坏,我们是工农,二十年后见”。二十年后,据说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正是当年的这些高干子弟主张坚决地、毫不留情地镇压。在我去年(九五年)回国时,听一位当年四中的朋友说,他参加了一位干部子弟的婚礼,在婚礼上这些干部子弟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子英明,坚决地镇压,我们早就像东欧那样失去了政权,哪有今天。一位当年认为自己是未来总理的干部子弟,现今虽然也已经步入社会的上层,却由于距离总理还远,由于自己这些干部子弟居然没有完全压倒平民子弟,而牢骚满腹,恨天恨地,恨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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