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魁也分道扬镳 –- 被“托派”影响一生的刘仁静

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最后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刘仁静。 刘仁静,中共早期领导人、组织者之一，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曾经的团中央总书记。1929年被中共划为“托派分子”，逐出中共。之后厄运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死于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下。 1919年，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中国爆发了 “五四”运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刘仁静怀揣一柄尖刀，打算用这一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他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将刀夺下。 1921年，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并协助李达搞宣传。1921年12月，刘仁静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与邓中夏创办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刘仁静作为代表，在共产国际四次大会上发言。1923年7月，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仁静被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两年后，刘仁静离开苏联，前往土耳其拜见已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的托洛斯基。刘回国后，被视为“托派分子”而开除中共。 1935年11月，刘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三年，出狱后，在国民政府治下任职。1949年后，刘仁静在历次运动中屡受批判，倍受各种运动的羞辱。在中共的“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1966年“文革”中，刘仁静多次受到批斗、抄家、被勒令打扫胡同、清洁厕所等。他还因为眼睛视力差，在胡同口墙上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文革传单，想带回家细看，而被红卫兵发现后殴打，批斗收审，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因具“有颠覆政府的活动”，随即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来，刘被移送到劳改农场、少年犯管教所看管果树。 刘仁静的次子、南京某厂任厂长。尽管从他参军再转业到南京，他一直极力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文革”中还是被对立一派，以家庭出身为由被揪了出来，一度关在水牢里。刘仁静夫人陆慎之的处境亦十分困难，每月靠其子刘文澜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元过日子，逢年过节可多得5元。 1972年，刘仁静的一家被送到北京城外、延庆某劳改农场的一处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的角落，有高高的围墙、哨兵和电网。刘仁静一家的对面，住有看守人员，刘仁静出入没有自由。之后刘仁静夫妇被搬到团河农场。处境有所好转，看守的人也由五、六个减为两个。接下来，他们被安排在近郊少管所外围一处闲置房屋内，看守好像只有一个人，而且经常不在。这位看守，他很“大方”地对刘的夫妇说：“这院子门就不关了，我不怕你们跑。” 1978年底，刘仁静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监护”生活。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横穿马路时，被飞驶而来的一辆二十二路公交车撞倒，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最后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刘仁静。

刘仁静,中共早期领导人、组织者之一，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曾经的团中央总书记。1929年被中共划为“托派分子”，逐出中共。之后厄运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死于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下。

1919年，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中国爆发了 “五四”运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刘仁静怀揣一柄尖刀，打算用这一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他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将刀夺下。

1921年，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并协助李达搞宣传。1921年12月，刘仁静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与邓中夏创办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刘仁静作为代表，在共产国际四次大会上发言。1923年7月，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仁静被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两年后，刘仁静离开苏联，前往土耳其拜见已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的托洛斯基。刘回国后，被视为“托派分子”而开除中共。

1935年11月，刘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三年，出狱后，在国民政府治下任职。1949年后，刘仁静在历次运动中屡受批判，倍受各种运动的羞辱。在中共的“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1966年“文革”中，刘仁静多次受到批斗、抄家、被勒令打扫胡同、清洁厕所等。他还因为眼睛视力差，在胡同口墙上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文革传单，想带回家细看，而被红卫兵发现后殴打，批斗收审，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因具“有颠覆政府的活动”，随即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来，刘被移送到劳改农场、少年犯管教所看管果树。

刘仁静的次子、南京某厂任厂长。尽管从他参军再转业到南京，他一直极力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文革”中还是被对立一派，以家庭出身为由被揪了出来，一度关在水牢里。刘仁静夫人陆慎之的处境亦十分困难，每月靠其子刘文澜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元过日子，逢年过节可多得5元。

1972年，刘仁静的一家被送到北京城外、延庆某劳改农场的一处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的角落，有高高的围墙、哨兵和电网。刘仁静一家的对面，住有看守人员，刘仁静出入没有自由。之后刘仁静夫妇被搬到团河农场。处境有所好转，看守的人也由五、六个减为两个。接下来，他们被安排在近郊少管所外围一处闲置房屋内，看守好像只有一个人，而且经常不在。这位看守，他很“大方”地对刘的夫妇说：“这院子门就不关了，我不怕你们跑。” 1978年底，刘仁静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监护”生活。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横穿马路时，被飞驶而来的一辆二十二路公交车撞倒，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