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著名未被摘帽的“右派”（二）— “中国第二右派” 罗隆基

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

罗隆基，江西省安福县人，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建国后，他自己想当外交部长，但实际被安排当森林工业部部长，他甚感委屈，不知毛泽东是不是对他这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深意而作出的安排。以下是罗隆基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

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

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

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与人格。取缔个性与人格，即系屠杀个人的生命，即系毁灭人群的生命。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

周恩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和第二右派罗隆基有一段对话让许多人不解。《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么一段：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销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销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1965年12月7日子夜，赋闲在家的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办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