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著名未被摘帽的“右派”（五） 大右派陈仁炳

陈仁炳，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编辑部代加的篇名为《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他在发言中说：“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诚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

他还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

陈仁炳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此外，在政协的一些会议上，他还和上海的一些要员发生了冲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陈仁炳提出，共产党不能一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

很快，张春桥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对他提出的“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所讲的“乡原”是在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后来，毛泽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也点了他的名。

随后，陈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为右派，其中“乡原”一说，被定性为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事实上，北京有关人士非常注意陈仁炳和罗隆基之间所谓的“组织关系”，就在陈仁炳被划为右派后，陈仁炳和罗隆基的联系以及陈仁炳和美国的联系还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1979年前后，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陈仁炳非常兴奋，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他没想到的是，1980年5月8日，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发，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对陈仁炳是一个沉重打击，整个陈家都引起震动。不予改正仍像一把尖刀刺伤他的心。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不利共产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不希望右派“罪名”影响家庭。

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陈仁炳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

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