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涛：毛泽东——中共“平衡系统”的最后一根羽毛之毛泽东的疯狂杀人历史（下） (图文)

五、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杀人

毛泽东人生的最后十年走上狂暴的巅峰，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毛在“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中而犯下的“错误”，个人崇拜最后的癫狂。但事实上是毛泽东借助中共已经完备的杀人系统满足其杀人的癖好，这与商纣王“命人剖开比干的肚子、取出心肝”，还“不惜剖开孕妇肚皮，看看腹内究竟”如出一辙，不过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而毛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自己爬上神坛，让亿万人五体投地。

中共前元帅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出的中共文革死亡人数包括：武斗死亡12.37万余人；11.55万干部非正常死亡；其他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120万被中共划归“地主、富农”的农村人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5.7万余人失踪。

叶剑英原话称，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

不过，其他专家的研究中，文革死亡人数不到1000万。中共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统计数据为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而在1966年到1971年，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1980年中共前党魁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到文革死了多少人时，辩称因死因太复杂而“永远也统计不了”。“总之，人死了很多”。

在文革案例中，1967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的湖南“道县杀人事件”中，仅仅66天，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无论上述数据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杀人数统计不确，文革的自杀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杀，而是因非人折磨、政治迫害被逼被迫自杀，而自杀方式的残忍也是前无古人。而他们自杀前经历的痛苦或肉体精神上的折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学者统计文革自杀人数仅仅20万，但事实上，研究表明，“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就是保守资料也认定中国每年有25万自杀。而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对中国自杀率的分析则指出，中国的自杀率是23人/10万，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年平均有将近30万人自杀，而文革的非常时期持续了10年，故而与文革紧密相关的自杀人数绝不不低于200万。

仅以文革中自杀的中共厅级以上官员为例，就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范长江（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金仲华（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周小舟（前湖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云南省委书记）、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昌浩（中共早期重要人物，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张琴秋（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田家英（毛泽东秘书）。

此外还有四十多名著名专家学者艺术家体育界精英以各种方式自杀。

毛泽东文革中杀人不分类别，无论长幼，更不管是否曾经为其效犬马之劳的“同志们”。

作为中共伪政权的开拓者们，许多并未能在这次大清剿中幸免，其中，中共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曾任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陈昌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霖之（原中共煤炭工业部部长）、贾拓夫（原中共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邹大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人都惨死在毛泽东的文革中。

据“中国文革浩劫受难纪念园”资料归纳，毛泽东营造出来的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方式包括有：

1、自杀方式：刮脸刀片、烟囱顶跳下、跳楼、服毒、上吊、安眠药、投井、跳河、卧轨、喝敌敌畏、榔头砸自己的头部、砖头砸头、水塘（池塘）、割腕、割颈动脉……

而这些人都并非如当今被调查官员的贪腐的“畏罪自杀”，而是被迫害以死抗争、力争清白。

2、杀人方式：罚跪致死、上铐致死、棒打致死、毒打致死、酷刑致死、游街和侮辱致死、残酷折磨致死、民众私刑杀害、殴打致死、长期囚禁和折磨致死、长矛刺死、手榴弹炸死、饮弹致死、中箭死亡、活活闷死、打死在街头、枪决前刺刀捅穿嘴巴、灌砂子灌墨水、灌屎尿、溺亡……

就是在直接处决前也绝不给人喘息的机会：江西女青年李九莲被执行枪决时，毛泽东驯养的暴徒为阻止其呼喊，竟然用竹签把她的下颚和舌头刺穿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