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美的《知青之歌》成为禁歌 作者被判刑

《南京知青之歌》不胫而走，几乎没有知青不会唱这首歌，它甚至传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成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成为天下知青心中的歌……然而这首歌的广泛流传给作者任毅带来的却是因“破坏上山下乡和反革命罪”三次陪斩、九年冤狱。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这首歌就是三十多年前流传于大江南北的禁歌——《知青之歌》，又称为《南京知青之歌》、《南京，我的故乡》等。由于其凄美的旋律和当时的特定环境，这首歌在未经任何出版、发行、广播及其他媒体传播的情况下，仅靠口口相传，很快就广为流传，不会唱这首歌的知青几乎没有，甚至先后上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 作者任毅，是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插队落户到南京江浦县。 任毅似乎对“上山下乡”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怀疑。1968年9、10月间，南京的许多中学生已经纷纷奔赴内蒙、苏北，“上山下乡干革命”，他却仍在犹疑、观望。1968年12月的一天，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时任南京五中革委会广播站负责人的任毅，却鬼使神差地在高音喇叭里放了一曲“白毛女”选段：“霎时间～～～天昏地又暗～～……”喜儿那凄厉的哭喊在五中校园的上空回响。军代表大惊失色地奔上楼，质问任毅：“谁叫你放这个？” 任毅为此还做了检查。 到了农村，接触到农民，任毅对上山下乡的质疑就更加强烈了。江浦是南京郊县，人多地少，农民也穷。知青下乡，无疑是和农民抢饭吃，农民是不欢迎的。困惑的任毅在知青屋的外墙上抄写了两段“最高指示”，左面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右面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大队书记看到很不高兴，叫人来把两条“最高指示”都涂掉了。 1969年夏收之际，由于普遍的失落感，知青们聚在一起，弹着吉它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有人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起《我的家乡》，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地。”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轮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时，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唱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任毅的一些朋友对任毅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爱装半导体收音机。1969年8月的一天郑剑峰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立刻偷偷告诉了他。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系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竭力安慰任毅，但他后来也遭到厄运，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了。 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 “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任毅万分恐慌，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材料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主动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了。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 1970年过年期间，上海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又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委又立即向中央汇报。2月12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到南京五中了解任毅的全部情况。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于2月13日去了任毅当时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 正月十一那一天任毅从外婆家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4天后，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公历2月19日，任毅因“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被逮捕。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在周围都是持枪的军人的押送下，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就搞了好几天，一定要逼任毅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为此还抛给了任毅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 “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任毅拒不承认自己写的是“深陷”。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3次陪斩，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死刑犯一个个中枪倒下，行刑者手拿一根尺把长的铁条，铁条一端做成环状，在手上转得飞快。发现中枪者还没死透，就用铁条插入枪眼里，狠狠地搅上一阵……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后来任毅发现，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 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出去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 年……”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 1979年2月，任毅刑满出狱。这时，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已经白发苍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没有等到他出狱就已经去世了。 曾经传唱大江南北的《知青之歌》，一曲凄美的禁歌，带给任毅的是另一曲生命悲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这首歌就是三十多年前流传于大江南北的禁歌——《知青之歌》，又称为《南京知青之歌》、《南京，我的故乡》等。由于其凄美的旋律和当时的特定环境，这首歌在未经任何出版、发行、广播及其他媒体传播的情况下，仅靠口口相传，很快就广为流传，不会唱这首歌的知青几乎没有，甚至先后上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

作者任毅，是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插队落户到南京江浦县。

任毅似乎对“上山下乡”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怀疑。1968年9、10月间，南京的许多中学生已经纷纷奔赴内蒙、苏北，“上山下乡干革命”，他却仍在犹疑、观望。1968年12月的一天，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时任南京五中革委会广播站负责人的任毅，却鬼使神差地在高音喇叭里放了一曲“白毛女”选段：“霎时间～～～天昏地又暗～～……”喜儿那凄厉的哭喊在五中校园的上空回响。军代表大惊失色地奔上楼，质问任毅：“谁叫你放这个？” 任毅为此还做了检查。

到了农村，接触到农民，任毅对上山下乡的质疑就更加强烈了。江浦是南京郊县，人多地少，农民也穷。知青下乡，无疑是和农民抢饭吃，农民是不欢迎的。困惑的任毅在知青屋的外墙上抄写了两段“最高指示”，左面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右面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大队书记看到很不高兴，叫人来把两条“最高指示”都涂掉了。

1969年夏收之际，由于普遍的失落感，知青们聚在一起，弹着吉它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有人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起《我的家乡》，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地。”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轮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时，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唱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任毅的一些朋友对任毅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爱装半导体收音机。1969年8月的一天郑剑峰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立刻偷偷告诉了他。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系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竭力安慰任毅，但他后来也遭到厄运，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了。

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 “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任毅万分恐慌，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材料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主动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了。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

1970年过年期间，上海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又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委又立即向中央汇报。2月12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到南京五中了解任毅的全部情况。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于2月13日去了任毅当时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

正月十一那一天任毅从外婆家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4天后，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公历2月19日，任毅因“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被逮捕。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在周围都是持枪的军人的押送下，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就搞了好几天，一定要逼任毅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为此还抛给了任毅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 “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任毅拒不称认自己写的是“深陷”。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3次陪斩，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死刑犯一个个中枪倒下，行刑者手拿一根尺把长的铁条，铁条一端做成环状，在手上转得飞快。发现中枪者还没死透，就用铁条插入枪眼里，狠狠地搅上一阵……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后来任毅发现，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

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出去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 年……”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

1979年2月，任毅刑满出狱。这时，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已经白发苍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没有等到他出狱就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