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文革惨死秦城监狱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从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吴晗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毛泽东在1965年就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彭真，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个要打倒的人就是彭真。毛泽东要刘仁揭批彭真，刘仁不干。毛泽东发动文革在中央最高层要打倒的人是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刘仁是中共北京地下党的总头目。这几重关系叠加在一起，决定了刘仁在文革中必死无疑。 刘仁，1909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酉阳县。1924年，随兄长赴北京投靠亲戚，在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家住。1925、1926年，先后在华北学院、新京学院，北师大附中、北京学院读书。1927年7月，加入中共，先后在上海、武汉、天津、张家口从事地下活动。1935年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7年，返回延安，任中央党校秘书长。1939年1月，中共华北分局成立，彭真、聂荣臻等任委员，刘仁任秘书长，后兼任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中共华北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聂荣臻为书记，刘仁等任委员。1941年，彭真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离开前，指定刘仁主抓城市工作。 此后，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华北局，刘仁都任城工部长，1943年兼任敌工部长，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党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作。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4日，三校师生返回平津复校。原在联大的中共地下党也同时迁回，由刘仁统一领导。国共内战时期的北平城内，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的各式店铺、澡堂浴室里，抑或在胡同口旁、四合院内，都有刘仁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穿梭往来其中，国民党驻守平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中共最后得以顺利进入北平、天津，刘仁领导的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立了大功。1949年中共军队进驻北平后，彭真等11人组成北京市委，刘仁任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51年，刘仁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分管公安工作，并协助彭真抓全面工作，1955年，刘仁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彭真。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吴晗借古讽今，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此文表面上是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实际上是对中共北京市委来个突然袭击。彭真、刘仁等对吴晗是了解的，刘仁是吴晗入党的介绍人，他们都不同意批判吴晗。当时彭真、刘仁等不知道姚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认为姚的文章比较勉强。因此，北京各报刊18天没有转载。18天以后，即11月29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的文章时，由彭真、刘仁等审阅定稿的《编者按》指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然而，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等人实施的政治性的批判范围越来越大，从批判吴晗进一步批判曾和吴晗合作写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这个小组是1964年由毛泽东批准成立的，由彭真任组长，成员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北京市委的刘仁、郑天翔列席。会后，由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又称《二月提纲》）。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理服人。这个提纲由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2月8日，毛泽东听了汇报，表示认可。之后，中共中央才将《汇报提纲》发给全国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可是，毛泽东刚说过同意《汇报提纲》的话，到了2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却说《汇报提纲》是错误的。他还批判彭真包庇坏人（指吴晗、邓拓、廖沫沙），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彭真被迫作检讨，并受到批判。 此后，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说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说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以及《北京晚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北京市委处于被围剿的地位。此时刘仁依然坚持说：“看不出吴晗与庐山会议有什么关系”，“说吴晗反党说不出什么道理”。 4月21日，毛泽东让人送来一批关于批判彭真和《汇报提纲》的材料，让刘仁亲收，意思是要刘仁“反戈一击”，揭发彭真。刘仁看了这些材料，很不理解，《汇报提纲》曾向毛泽东汇报，毛也同意了，怎么现在又成问题了？刘仁第二天主持召开北京市委会议，传达毛泽东送来的材料。许多人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有的人要刘仁表态。刘仁说：彭真犯多大的错误，我就犯多大的错误，明确表态拒绝反戈一击。 5月4日至26日，中共政治局开扩大会议，刘仁列席。会议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8月15日，根据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北京市委的决定，将刘仁等原市委、市政府、团市委局处级以上81名干部押往昌平县居庸关外原清华大学一个基地办训练班，实行关押监督劳动，隔离审查。10月1日后，城里来了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揪鬼队”，接二连三开斗争会。在这个名为“反修堡”的地方，刘仁不断被批斗，被打的鼻青脸肿，受尽了种种人身侮辱。“反修堡”训练班被撤销后，刘仁回到市内在家里只住了一晚，又被押到市委办公楼内的一个厕所关了起来，接受所谓“群众专政”。刘仁的家也被抄了，不久被“扫地出门”，强迫搬家。刘仁的夫人甘英也被批斗打骂。以后刘仁多次被批斗、游斗，每次批斗都是深低头，大弯腰，遭到拳打脚踢，受到百般侮辱。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从1967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半年内，仅经时任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批准的批斗原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领导干部的大会，就有107场，其中批彭真53次，批斗刘仁46次！文革中，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等7人，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被加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人被非法监禁，3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11月，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的名。随后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北京市委大楼，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1966年12月，刘仁被北京卫戍区“监护”起来。1968年1月以后，刘仁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秦城监狱，不允许孩子和妻子探视，从此，开始了5年的监狱生活。1967年5月，专案组对刘仁的审查，突然风头一转，开始逼问刘仁1945年冬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期间办理的梅克等三个美国人去中共控制下的张家口参观一事。这事是经过中共晋察冀军区批准、刘仁协助办理的一次公开的外事活动。1946年1月3日，新华社、《晋察冀日报》都进行过报道。1967年刘仁被拘押受审时，虽与外界隔绝，但他已警觉到，审讯方是要把自己打成美国特务。 江青、康生等人秉承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要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康生曾对“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成员说：“你们要研究彭真的问题，离不开刘仁在北京的特务联系，要联系到刘少奇。”为此，他们就要把刘仁案和王光美、刘少奇案串连起来。为了获取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连病危要死的人也不放过。抗战时期，杨承祚曾在北平辅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而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王因家庭关系认识杨的夫人袁绍英。江青等要把杨打成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身份的上线，因此，她指示下级：“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以前搞出来”。于是，他们对这位快要死的老人加紧逼供，骗出一点点零碎语言，加工编造，定下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基调。 他们顺着王光美当年是由北平地下党介绍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这条线，把矛头指向北平地下党领导人刘仁。1967年8月，康生的秘书按着康生的意图写报告，硬说1945年冬，刘仁奉命接待梅克等三个美国人，作为刘仁是美国特务的“证据”，并说此次刘仁“勾结”美国特务，是通过日本特务机关介绍接上头的，所以刘仁又是“日本特务”。他们将1945年与刘仁接待梅克等人的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调来，分别软禁、拘留、监禁，进行逼供，诱供，逼他们作假证明。 崔月犁是当年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去和王光美的亲属联络，并介绍王光美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因此，崔月犁也被当成特务被关起来。江青、康生还说：“美国特务王光美是刘仁及其特务集团精心策划打入军调部的，王光美与刘少奇结婚是刘少奇、彭真勾结美帝实行‘孙行者钻进肚皮’战术”，对中共进行反革命颠覆的大阴谋。 刘仁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公安保卫工作。康生、江青等人又制造伪证，把刘仁、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相生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康生指示：“应当把他们严铐起来，关进监狱”。北京市公安局被说成是彭真、刘仁安插美蒋特务的大巢穴，公安局6名正副局长和66名处长、区县局长及其他干警被捕入狱，974名公安干警被关进劳改场所，7400多人被赶出公安机关，先后有98名公安干警被迫害致死。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横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1972年底，刘仁妻子甘英第一次获准到秦城监狱看他。当时，他的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1973年，刘仁被捕入狱的第6个年头，由于他在狱中长期手铐一刻不离身，冬天穿棉衣服时，双臂不能插入棉袖内，只能披在身上，脚上长期戴着脚镣，足部磨烂，而且经常受到体罚打骂，生活上被虐待，致使身患肝病、胃病、冠心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方不得不汇报上级，让他住进北京市第六监护病房，病历上不准写病人的姓名，只许写代号“6808”，医护人员量体温、打针、送药都有监护人员跟随监督。 1973年10月26日，刘仁被折磨致死，而通知家属的竟是：“不能戴黑纱，这件事只有你们知道，不能向别人讲，要严格保密”，而且不准说死者的真实姓名，火化后，骨灰也是无名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从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吴晗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毛泽东在1965年就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彭真，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个要打倒的人就是彭真。毛泽东要刘仁揭批彭真，刘仁不干。毛泽东发动文革在中央最高层要打倒的人是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刘仁是中共北京地下党的总头目。这几重关系叠加在一起，决定了刘仁在文革中必死无疑。

刘仁，1909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酉阳县。1924年，随兄长赴北京投靠亲戚，在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家住。1925、1926年，先后在华北学院、新京学院，北师大附中、北京学院读书。1927年7月，加入中共，先后在上海、武汉、天津、张家口从事地下活动。1935年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7年，返回延安，任中央党校秘书长。1939年1月，中共华北分局成立，彭真、聂荣臻等任委员，刘仁任秘书长，后兼任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中共华北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聂荣臻为书记，刘仁等任委员。1941年，彭真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离开前，指定刘仁主抓城市工作。

此后，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华北局，刘仁都任城工部长，1943年兼任敌工部长，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党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作。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4日，三校师生返回平津复校。原在联大的中共地下党也同时迁回，由刘仁统一领导。国共内战时期的北平城内，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的各式店铺、澡堂浴室里，抑或在胡同口旁、四合院内，都有刘仁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穿梭往来其中，国民党驻守平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中共最后得以顺利进入北平、天津，刘仁领导的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立了大功。1949年中共军队进驻北平后，彭真等11人组成北京市委，刘仁任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51年，刘仁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分管公安工作，并协助彭真抓全面工作，1955年，刘仁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彭真。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吴晗借古讽今，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此文表面上是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实际上是对中共北京市委来个突然袭击。彭真、刘仁等对吴晗是了解的，刘仁是吴晗入党的介绍人，他们都不同意批判吴晗。当时彭真、刘仁等不知道姚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认为姚的文章比较勉强。因此，北京各报刊18天没有转载。18天以后，即11月29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的文章时，由彭真、刘仁等审阅定稿的《编者按》指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然而，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等人实施的政治性的批判范围越来越大，从批判吴晗进一步批判曾和吴晗合作写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这个小组是1964年由毛泽东批准成立的，由彭真任组长，成员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北京市委的刘仁、郑天翔列席。会后，由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又称《二月提纲》）。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理服人。这个提纲由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2月8日，毛泽东听了汇报，表示认可。之后，中共中央才将《汇报提纲》发给全国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可是，毛泽东刚说过同意《汇报提纲》的话，到了2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却说《汇报提纲》是错误的。他还批判彭真包庇坏人（指吴晗、邓拓、廖沫沙），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彭真被迫作检讨，并受到批判。

此后，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说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说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以及《北京晚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北京市委处于被围剿的地位。此时刘仁依然坚持说：“看不出吴晗与庐山会议有什么关系”，“说吴晗反党说不出什么道理”。

4月21日，毛泽东让人送来一批关于批判彭真和《汇报提纲》的材料，让刘仁亲收，意思是要刘仁“反戈一击”，揭发彭真。刘仁看了这些材料，很不理解，《汇报提纲》曾向毛泽东汇报，毛也同意了，怎么现在又成问题了？刘仁第二天主持召开北京市委会议，传达毛泽东送来的材料。许多人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有的人要刘仁表态。刘仁说：彭真犯多大的错误，我就犯多大的错误，明确表态拒绝反戈一击。

5月4日至26日，中共政治局开扩大会议，刘仁列席。会议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8月15日，根据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北京市委的决定，将刘仁等原市委、市政府、团市委局处级以上81名干部押往昌平县居庸关外原清华大学一个基地办训练班，实行关押监督劳动，隔离审查。10月1日后，城里来了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揪鬼队”，接二连三开斗争会。在这个名为“反修堡”的地方，刘仁不断被批斗，被打的鼻青脸肿，受尽了种种人身侮辱。“反修堡”训练班被撤销后，刘仁回到市内在家里只住了一晚，又被押到市委办公楼内的一个厕所关了起来，接受所谓“群众专政”。刘仁的家也被抄了，不久被“扫地出门”，强迫搬家。刘仁的夫人甘英也被批斗打骂。以后刘仁多次被批斗、游斗，每次批斗都是深低头，大弯腰，遭到拳打脚踢，受到百般侮辱。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从1967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半年内，仅经时任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批准的批斗原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领导干部的大会，就有107场，其中批彭真53次，批斗刘仁46次！文革中，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等7人，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被加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人被非法监禁，3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11月，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的名。随后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北京市委大楼，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1966年12月，刘仁被北京卫戍区“监护”起来。1968年1月以后，刘仁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秦城监狱，不允许孩子和妻子探视，从此，开始了5年的监狱生活。1967年5月，专案组对刘仁的审查，突然风头一转，开始逼问刘仁1945年冬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期间办理的梅克等三个美国人去中共控制下的张家口参观一事。这事是经过中共晋察冀军区批准、刘仁协助办理的一次公开的外事活动。1946年1月3日，新华社、《晋察冀日报》都进行过报道。1967年刘仁被拘押受审时，虽与外界隔绝，但他已警觉到，审讯方是要把自己打成美国特务。

江青、康生等人秉承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要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康生曾对“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成员说：“你们要研究彭真的问题，离不开刘仁在北京的特务联系，要联系到刘少奇。”为此，他们就要把刘仁案和王光美、刘少奇案串连起来。为了获取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连病危要死的人也不放过。抗战时期，杨承祚曾在北平辅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而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王因家庭关系认识杨的夫人袁绍英。江青等要把杨打成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身份的上线，因此，她指示下级：“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以前搞出来”。于是，他们对这位快要死的老人加紧逼供，骗出一点点零碎语言，加工编造，定下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基调。

他们顺着王光美当年是由北平地下党介绍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这条线，把矛头指向北平地下党领导人刘仁。1967年8月，康生的秘书按着康生的意图写报告，硬说1945年冬，刘仁奉命接待梅克等三个美国人，作为刘仁是美国特务的“证据”，并说此次刘仁“勾结”美国特务，是通过日本特务机关介绍接上头的，所以刘仁又是“日本特务”。他们将1945年与刘仁接待梅克等人的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调来，分别软禁、拘留、监禁，进行逼供，诱供，逼他们作假证明。

崔月犁是当年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去和王光美的亲属联络，并介绍王光美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因此，崔月犁也被当成特务被关起来。江青、康生还说：“美国特务王光美是刘仁及其特务集团精心策划打入军调部的，王光美与刘少奇结婚是刘少奇、彭真勾结美帝实行‘孙行者钻进肚皮’战术”，对中共进行反革命颠覆的大阴谋。

刘仁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公安保卫工作。康生、江青等人又制造伪证，把刘仁、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相生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康生指示：“应当把他们严铐起来，关进监狱”。北京市公安局被说成是彭真、刘仁安插美蒋特务的大巢穴，公安局6名正副局长和66名处长、区县局长及其他干警被捕入狱，974名公安干警被关进劳改场所，7400多人被赶出公安机关，先后有98名公安干警被迫害致死。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横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1972年底，刘仁妻子甘英第一次获准到秦城监狱看他。当时，他的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1973年，刘仁被捕入狱的第6个年头，由于他在狱中长期手铐一刻不离身，冬天穿棉衣服时，双臂不能插入棉袖内，只能披在身上，脚上长期戴着脚镣，足部磨烂，而且经常受到体罚打骂，生活上被虐待，致使身患肝病、胃病、冠心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方不得不汇报上级，让他住进北京市第六监护病房，病历上不准写病人的姓名，只许写代号“6808”，医护人员量体温、打针、送药都有监护人员跟随监督。

1973年10月26日，刘仁被折磨致死，而通知家属的竟是：“不能戴黑纱，这件事只有你们知道，不能向别人讲，要严格保密”，而且不准说死者的真实姓名，火化后，骨灰也是无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