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校长邹鲁风因讲真话被逼自杀

1959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曾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在北平学联期间，他受地下党委托，曾三次见到鲁迅。1949年10月1日以后，邹鲁风历任东北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58年，“高烧40度以上”的毛泽东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凶猛的“浮夸风”、“穷过渡风”、“瞎指挥风”、“高指标风”、“共产风”，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导致近4000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巨大人祸之中。 1958年8月29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162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 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胡锡奎都出席欢送会。在此之前，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然而，全国上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风已经显现出恶果，农村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此行如何调查？到底该说好还是说不好？曾有人为邹鲁风捏了一把汗。邹鲁风却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极左”口号有所怀疑。 调查组成员汪子嵩在河北藁城组参加调查。他回忆说：“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调查组还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干部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他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子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还有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说是可以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 1959年黄历新年过后，藁城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汪子嵩回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听了调查组汇报后，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说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人的心情一样。 1959年5月，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邀请北大、人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汪子嵩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问题汇编》以后，作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编，当时，北京市委认为这个调查材料是积极、正面的。直到1959年8月前，北大、人大、北京市委对《问题汇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大跃进中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讲了真话，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1959年8月2日—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随着彭德怀被打倒，政治形势突然逆转，此后中共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据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人，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作传达报告。他在讲到北京市的情况时，点了两校调查组的名。刘仁说：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成为北京市委在这个特定政治形势下抛出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两校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邹鲁风还被揭发出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等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 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了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其中谈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162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曾分别在河北省的藁城、河南省的鲁山、信阳等地的人民公社中进行了调查。他们在陆续写出的18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共提出485个问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质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1958年的大跃进，有的人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不顾事实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当时，北京市委、北大党委、人大党委对调查组敢讲真话的人批得非常厉害，说他们“没有出息”、“没有良心”、“丧心病狂”，“花岗石脑袋”等等。大会批判时，批判者都是宣读经过党委审定的稿子，其用语力求尖刻，不讲道理，给人扣上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反对、否定、攻击、诋毁、诬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定为严重右倾的11人。其中，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有降两级工资的，也有被开除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组长、组员们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坚持认为，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他连累了大家。 彭德怀因为一封讲真话的信被中共中央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全党共讨之。邹鲁风因为一个讲真话的调查报告被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打成北京市的反党集团的头目，从北京市委到北大党委从上到下的批判上纲上线，气势汹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冷酷无情。当初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开欢送会敲锣打鼓欢送调查组，调查组回来后汇报时，陆平也认为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太左，言辞激烈。上面风向一变，这些全都翻脸不认人了。邹鲁风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10月26日，有人曾看见他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之后，便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 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的态度，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有详尽的描述。书中说当时对调查组展开大批判，是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由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被揭发的诸如“公社办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办得有点冒进”，“干部作风粗暴”，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矛头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个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地说：“揭！揭！”于是，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到了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传来，陆平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悲哀，相反，感到非常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纸和笔，陆平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 陈哲夫回忆说，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鲁风的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当年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众多的北大师生无从知晓邹鲁风死亡的消息。据说后来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了一块写有“邹鲁风之墓”的砖头，十分惊奇，回到学校后询问，没听说副校长邹鲁风去世呀，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呢，会不会有两个邹鲁风？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就是这样悄悄地走了。 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北大、人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了。调查组成员、后来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李震中认为，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这个所谓的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

1959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曾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在北平学联期间，他受地下党委托，曾三次见到鲁迅。1949年10月1日以后，邹鲁风历任东北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58年，“高烧40度以上”的毛泽东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凶猛的“浮夸风”、“穷过渡风”、“瞎指挥风”、“高指标风”、“共产风”，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导致近4000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巨大人祸之中。

1958年8月29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162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

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胡锡奎都出席欢送会。在此之前，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然而，全国上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风已经显现出恶果，农村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此行如何调查？到底该说好还是说不好？曾有人为邹鲁风捏了一把汗。邹鲁风却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极左”口号有所怀疑。

调查组成员汪子嵩在河北藁城组参加调查。他回忆说：“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调查组还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干部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他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子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还有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说是可以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

1959年黄历新年过后，藁城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汪子嵩回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听了调查组汇报后，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说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人的心情一样。

1959年5月，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邀请北大、人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汪子嵩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问题汇编》以后，作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编，当时，北京市委认为这个调查材料是积极、正面的。直到1959年8月前，北大、人大、北京市委对《问题汇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大跃进中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毛泽东讲了真话，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1959年8月2日—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随着彭德怀被打倒，政治形势突然逆转，此后中共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据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人，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作传达报告。他在讲到北京市的情况时，点了两校调查组的名。刘仁说：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成为北京市委在这个特定政治形势下抛出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两校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邹鲁风还被揭发出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等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

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了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其中谈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162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曾分别在河北省的藁城、河南省的鲁山、信阳等地的人民公社中进行了调查。他们在陆续写出的18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共提出485个问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质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1958年的大跃进，有的人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不顾事实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当时，北京市委、北大党委、人大党委对调查组敢讲真话的人批得非常厉害，说他们“没有出息”、“没有良心”、“丧心病狂”，“花岗石脑袋”等等。大会批判时，批判者都是宣读经过党委审定的稿子，其用语力求尖刻，不讲道理，给人扣上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反对、否定、攻击、诋毁、诬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定为严重右倾的11人。其中，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有降两级工资的，也有被开除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组长、组员们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坚持认为，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他连累了大家。

彭德怀因为一封讲真话的信被中共中央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全党共讨之。邹鲁风因为一个讲真话的调查报告被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打成北京市的反党集团的头目，从北京市委到北大党委从上到下的批判上纲上线，气势汹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冷酷无情。当初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开欢送会敲锣打鼓欢送调查组，调查组回来后汇报时，陆平也认为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太左，言辞激烈。上面风向一变，这些全都翻脸不认人了。邹鲁风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10月26日，有人曾看见他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之后，便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

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的态度，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有详尽的描述。书中说当时对调查组展开大批判，是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由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被揭发的诸如“公社办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办得有点冒进”，“干部作风粗暴”，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矛头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个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地说：“揭！揭！”于是，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到了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的消息传来，陆平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悲哀，相反，感到非常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纸和笔，陆平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

陈哲夫回忆说，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鲁风的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当年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众多的北大师生无从知晓邹鲁风死亡的消息。据说后来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了一块写有“邹鲁风之墓”的砖头，十分惊奇，回到学校后询问，没听说副校长邹鲁风去世呀，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呢，会不会有两个邹鲁风？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就是这样悄悄地走了。

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北大、人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了。调查组成员、后来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李震中认为，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这个所谓的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