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子沈元（图文）
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几十个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它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沈家历来以“书香世家，绵绵流长”为荣。沈氏家训，也是“自古三千年，世世代代都是翩翩君子，学识渊博之人，后人不能辱没了先人功德。”其曾祖是运筹（中国古代数学）学家；祖父留德留法，得法学理学双博士。父亲沈昌，留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获工程学硕士。曾任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叙昆铁路工程局局长、滇越与川滇铁路线的两线司令、中国远征军随军铁路特派员，授中将司令军衔。随中国远征军出生入死，以自己的平生所学奉献给了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国。二姑沈骊英，留学美国常春藤大学毕业于康乃尔，得博士于卫斯理女子大学，乃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著名农业发明家。
一九五五年﹐年方十七的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
沈元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三人是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三大学术权威”。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他才华出众而又锋芒毕露﹐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所以沈元成为“问题人物”。
沈元在校时学习勤奋。他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被杀了半数以上，军队中五个元帅被杀了三个，十五个兵种元帅被杀了十三个，军长﹑师长也被杀了半数以上。连开国元勋伏罗希洛夫都担心：早上出门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
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不别而行，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
沈元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刘导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破格录用为实习研究员。
一九六二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这是一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郭沫若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他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范文澜说﹕“至少比我的文章写得好。”沈元初试锋芒﹐即令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人物刮目相看。
接着沈元又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
近代史研究所虽说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研究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就此问题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
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反对的意见不是有关学术研究﹐而是针对政治身份。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沈元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却成了永远摘不了的帽子。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复旦大学的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
此时沈元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
一九六八年夏天﹐沈元化装成黑人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他是想去苏联﹐苏联人违反国际惯例，不收留他。过了几天又去﹐被逮捕。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所谓“夹带机密材料”，不过是红卫兵小报。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
沈元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召唤，鼓舞着他的求生意志。死到临头，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
俄国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年轻时是革命者，他也和二十来个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忽然沙皇尼古拉一世派人来宣达上谕，为他们罪减一等。拣了一条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终于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沈元终于没有等到“刀下留人！”沈元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幸运。
两年之后，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执行枪决的人曾来到家中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枪决后的尸骨在哪里，家人至今不知。
一九八一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沈元的母亲嚎啕大哭﹐呼天抢地﹕“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闻者无不动容。多少人含冤而死﹐事后平反﹐岂能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