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揭“长征”和遵义会议真相（二）

按政治需要任意歪曲编造的“长征”

高华说，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中共之所以不断删改有关长征的叙述，主要原因是“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也就是说，为了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任意歪曲编造对这段历史的叙述。

高华说，在“文革”十年，有关“长征”的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中共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异己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伪造历史。

文革之后，中共官方对遵义会议的介绍又做了新改变，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网报道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但是，据美国之音报道，海内外一些相关书籍和人士，例如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的回忆录、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学者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都没有提到邓小平曾经参加过遵义会议。

遵义日记：红军在遵义下饭馆 做皮衣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高华说，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

可是高华说，被删掉的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还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高华认为此日记处处真实可信。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的最高领导地位？

中共一直宣传说，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至关重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为此，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60年代作词，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节目《长征组歌》，歌颂“遵义会议放光辉”。

但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女士在书中披露，毛在遵义会议上只是加入书记处。苏共莫斯科1934年1月认可的中共书记处有7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涛。

高华也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何方在其书中说，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什么“实权”。

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说，各种资料都显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只是同周恩来、朱德一道，组成了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部中的一员，主要任务是帮助周恩来。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管军事，毛泽东帮助周恩来管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