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文革中被监禁至死

对于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中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本文的主角林枫早年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当过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刘少奇的秘书。就凭这两点，林枫在文革中的厄运早已注定。 林枫，黑龙江望奎人，192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7年经范文澜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后在北京、天津一带从事秘密工作。历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刘少奇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国共内战时期，任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共东满分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任中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之后，时刻牢记中共老祖宗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地主阶级整没了，资本家阶级整没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整得死去活来，到了十年文革时期，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毛泽东的新的重点整肃对象。其中，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与刘少奇有关的人被打倒，被批斗，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折磨，自然成了文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发动文革，启用了当年“延安整风”时的整人专家康生，康生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政治流氓，自然也成了毛泽东整刘少奇及其“黑线”上的各色人等最重要的帮凶之一。 文革开始时，林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是虚职，没实权，中央党校是中共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地之一。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是刘少奇一条线的人，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林枫会有好果子吃吗？有人讲，从林枫被点名批评、贴大字报、批判斗争、罢免职务、隔离关押、专案审查、校外批斗，直至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审讯逼供、罗织罪名、定性定案，每一步都是按照康生的操纵下完成的。把林枫挨整的责任全部推给康生。其实，康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的。没有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康生决不敢在中央党校兴风作浪。 1966年文革刚开始，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就被康生点名批评。6月20日，康生严厉批评林枫在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康生在党校校委会议上，再次批评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1966年7月10日，党校一名年轻学员贴出抨击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旨意，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呼吁全校造反派向林枫黑帮猛攻。一夜之间，校内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8月16日，党校大会宣读了康生致中央党校师生员工的信。信中，康生明确表示，支持党校师生员工彻底揭发、严肃批判林枫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 8月19日，中央党校造反派根据康生关于“夺权”的“指示精神”，指使一些人在校委会召开的全校大会正在进行之时，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要求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还说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他号召党校师生员工“彻底揭开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康生的“有一条黑线联系着”之说，实际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校的人都知道，中共建政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也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快点送上罢林枫官的材料”。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了党校校委会的、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三天开大会批斗林枫。12月10日，康生鼓动党校造反派“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批斗彭真等旧北京市委的一批人，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12月18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大会现场。林枫拒不低头弯腰，遭到几个红卫兵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后经医生诊断为：肋骨折断三根，胸部背部挫伤，左肘关节错位，内外踝撕脱骨折。不久，林枫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 随后，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撤销林枫的职务。12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撤销了林枫党校校长职务，并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12月23日和24日，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从此，林枫经历了漫长的“专案审查”和“审讯逼供”的残酷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幕后总指挥。1966年9月21日，康生接见中央高级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就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专案组人员从最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从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康生指使专案组先后向中共政治局报送了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9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的几个问题，“但对他的其它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批示要抓紧“查阅敌伪档案”。他还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问题”和“刘少奇问题”直接挂上钩，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加强“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 其中“林枫保存刘少奇4万元特务经费”事件，就是康生扑风捉影故意制造出来的最典型的假案。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4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4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后，事情远没有搞清楚，康生就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共政治局。同时，他命令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要把“4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3月30日，林枫被正式逮捕，由北京卫戍区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续进行了9天“突击审讯”。期间，办案人员对林枫实施罚站、按头、打骂等形式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4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明白整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死刘少奇，他开始以沉默相抗争。 在大搞“4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接连不断地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几乎天天折磨他。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正报给他，康生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 1970年5月，在康生的指使下，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里通外国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打压。 就这样，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共产党员”、“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叛徒”、“内奸”、“特务”等十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叛党投敌阴谋活动”、“伪造历史，冒充共产党员，与日、蒋特务勾结”、“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重要成员”、“里通外国”等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因监狱中非人的待遇，林枫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并日趋严重，致使监狱方面不得不送他去治病。林枫曾被押在复兴医院。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犯人挤在一起，屋里空气污浊，地面潮湿，总是汪着一滩一滩的水。林枫的一只布鞋就是在这个“病房”的地面上烂掉的。不仅如此，竟然把身患肺结核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犯人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 林枫被关押6年之久，一直受到非人待遇，身体受到致命摧残。1972年七八月，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这年8月，他的6个子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林枫治病。8月11日，毛泽东作出“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1972年8月，林枫被送进北京阜外医院，在看守人员监视下治疗，从入院到去世有5年时间。1972年12月21日，阜外医院在《林枫病情报告》中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直到1975年5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给林枫作的“审查结论”中，仍然说他“伪造历史，混入党内”、“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被抓捕后，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人们看到了重获自由、平反昭雪的曙光。然而，林枫没有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于1977年9月29日病逝。]]

对于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中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本文的主角林枫早年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当过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刘少奇的秘书。就凭这两点，林枫在文革中的厄运早已注定。

林枫，黑龙江望奎人，192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7年经范文澜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后在北京、天津一带从事秘密工作。历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刘少奇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国共内战时期，任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共东满分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任中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之后，时刻牢记中共老祖宗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地主阶级整没了，资本家阶级整没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整得死去活来，到了十年文革时期，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毛泽东的新的重点整肃对象。其中，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与刘少奇有关的人被打倒，被批斗，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折磨，自然成了文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发动文革，启用了当年“延安整风”时的整人专家康生，康生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政治流氓，自然也成了毛泽东整刘少奇及其“黑线”上的各色人等最重要的帮凶之一。

文革开始时，林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是虚职，没实权，中央党校是中共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地之一。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是刘少奇一条线的人，在疯狂的文革年代，林枫会有好果子吃吗？有人讲，从林枫被点名批评、贴大字报、批判斗争、罢免职务、隔离关押、专案审查、校外批斗，直至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审讯逼供、罗织罪名、定性定案，每一步都是按照康生的操纵下完成的。把林枫挨整的责任全部推给康生。其实，康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的。没有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康生决不敢在中央党校兴风作浪。

1966年文革刚开始，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就被康生点名批评。6月20日，康生严厉批评林枫在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康生在党校校委会议上，再次批评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1966年7月10日，党校一名年轻学员贴出抨击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旨意，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呼吁全校造反派向林枫黑帮猛攻。一夜之间，校内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8月16日，党校大会宣读了康生致中央党校师生员工的信。信中，康生明确表示，支持党校师生员工彻底揭发、严肃批判林枫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

8月19日，中央党校造反派根据康生关于“夺权”的“指示精神”，指使一些人在校委会召开的全校大会正在进行之时，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要求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还说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他号召党校师生员工“彻底揭开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康生的“有一条黑线联系着”之说，实际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校的人都知道，中共建政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也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快点送上罢林枫官的材料”。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了党校校委会的、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三天开大会批斗林枫。12月10日，康生鼓动党校造反派“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批斗彭真等旧北京市委的一批人，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12月18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大会现场。林枫拒不低头弯腰，遭到几个红卫兵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后经医生诊断为：肋骨折断三根，胸部背部挫伤，左肘关节错位，内外踝撕脱骨折。不久，林枫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

随后，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撤销林枫的职务。12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撤销了林枫党校校长职务，并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12月23日和24日，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从此，林枫经历了漫长的“专案审查”和“审讯逼供”的残酷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幕后总指挥。1966年9月21日，康生接见中央高级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就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专案组人员从最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从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康生指使专案组先后向中共政治局报送了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9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的几个问题，“但对他的其它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批示要抓紧“查阅敌伪档案”。他还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问题”和“刘少奇问题”直接挂上钩，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加强“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

其中“林枫保存刘少奇4万元特务经费”事件，就是康生扑风捉影故意制造出来的最典型的假案。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4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4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后，事情远没有搞清楚，康生就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共政治局。同时，他命令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要把“4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3月30日，林枫被正式逮捕，由北京卫戍区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续进行了9天“突击审讯”。期间，办案人员对林枫实施罚站、按头、打骂等形式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4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明白整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死刘少奇，他开始以沉默相抗争。

在大搞“4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接连不断地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几乎天天折磨他。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正报给他，康生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

1970年5月，在康生的指使下，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里通外国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打压。

就这样，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共产党员”、“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叛徒”、“内奸”、“特务”等十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叛党投敌阴谋活动”、“伪造历史，冒充共产党员，与日、蒋特务勾结”、“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重要成员”、“里通外国”等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因监狱中非人的待遇，林枫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并日趋严重，致使监狱方面不得不送他去治病。林枫曾被押在复兴医院。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犯人挤在一起，屋里空气污浊，地面潮湿，总是汪着一滩一滩的水。林枫的一只布鞋就是在这个“病房”的地面上烂掉的。不仅如此，竟然把身患肺结核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犯人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

林枫被关押6年之久，一直受到非人待遇，身体受到致命摧残。1972年七八月，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这年8月，他的6个子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林枫治病。8月11日，毛泽东作出“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1972年8月，林枫被送进北京阜外医院，在看守人员监视下治疗，从入院到去世有5年时间。1972年12月21日，阜外医院在《林枫病情报告》中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直到1975年5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给林枫作的“审查结论”中，仍然说他“伪造历史，混入党内”、“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被抓捕后，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人们看到了重获自由、平反昭雪的曙光。然而，林枫没有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于1977年9月29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