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与谢冰心回国之后

吴文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谢冰心，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顾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和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委等职。 1951年，冰心和吴文藻带着3个孩子回国。刚回国的四五年，吴文藻一家受到很高的礼遇，然而，1957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反右运动开始，吴文藻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 点，吴文藻还是默坐在桌前，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吴文藻不明白：“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 当时有人劝冰心离婚。冰心说：‘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跟他想的一样，如果他是右派，我就是漏网右派。’” 吴文藻被划成右派后，受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9年以后，他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 儿子吴平也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女儿吴冰在北京大学读书，本来有机会留校，却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毕业时分配去了兰州。 吴文藻由于是“摘帽右派”，所以“文革”一开始便成了革命的对象，要参加每晨4小时的劳动。 1966年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吴文藻家，要求他们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当时他们的一个外孙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保姆也不得不跟着跪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喝奶。 1966年9月1日，红卫兵冲进了吴文藻的家里，实施了全面抄家，包括照片、纪念品、衣物、手表、字画等一应物品全部抄去，没有任何登记，没有任何收据。而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则丢掷于地。然后把房门锁上，把吴文藻和冰心留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并带走了刀子，怕他们会自杀。 1966年9月6日，红卫兵将所抄之物，甚至是他人之物，全部存列展览，名曰“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吴文藻称作“吸血鬼”。冰心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低头站在展览门口的烈日下，长达数小时。一开始，红卫兵要冰心交代这些东西的来历，冰心说，这里的许多东西都不是她的，比如那一大盆银元，还有手表，只有一只是她的……不等冰心把话说完，红卫兵便挥动了拳头，高声呼喊：“不许谢冰心抵赖！”“打倒谢冰心！”“谢冰心的酒醉金迷的生活，必须彻底地交代！”等等，根本没有冰心解释的机会，然后进行批判发言。 而吴文藻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 冰心得“早请示”，背诵《毛主席语录》，年近70的她还要打扫文联大楼的女厕所，打扫完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陪斗。 1968年夏季，造反派押着作协的“牛鬼蛇神”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夏收。在一个太阳最毒辣的下午，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批斗大会，在土台上，一边站着农村的地主、富农，一边站着作协最有名的作家、评论家和领导人。他们是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陈白尘、严文井等。造反派批判说：“这些当精神贵族的作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批冰心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之类。冰心等人低头弯腰整整站了两个小时。 冰心在“牛棚” 也就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关了三年多的时间，她每天总是6点钟开始从西郊的民族学院出发，比上班的工人还早，7：30前赶到东总布胡同接受劳动改造。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毛选”（毛泽东的著作与语录等）、进行自我批判、每日完成打扫四楼的女厕所。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 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 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女儿吴青，也经常被学生拉去批斗，因为据说，由于其家庭背景，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当时吴青的儿子只有两岁，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姥爷是‘黑’的，你妈也是‘黑’的”，吓得小孩子夜里做恶梦，缩在被窝里直哭。 文革结束后，冰心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

吴文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谢冰心，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顾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和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委等职。

1951年，冰心和吴文藻带着3个孩子回国。刚回国的四五年，吴文藻一家受到很高的礼遇，然而，1957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反右运动开始，吴文藻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 点，吴文藻还是默坐在桌前，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吴文藻不明白：“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

当时有人劝冰心离婚。冰心说：‘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跟他想的一样，如果他是右派，我就是漏网右派。’”

吴文藻被划成右派后，受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9年以后，他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

儿子吴平也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女儿吴冰在北京大学读书，本来有机会留校，却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毕业时分配去了兰州。

吴文藻由于是“摘帽右派”，所以“文革”一开始便成了革命的对象，要参加每晨4小时的劳动。

1966年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吴文藻家，要求他们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当时他们的一个外孙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保姆也不得不跟着跪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喝奶。

1966年9月1日，红卫兵冲进了吴文藻的家里，实施了全面抄家，包括照片、纪念品、衣物、手表、字画等一应物品全部抄去，没有任何登记，没有任何收据。而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则丢掷于地。然后把房门锁上，把吴文藻和冰心留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并带走了刀子，怕他们会自杀。

1966年9月6日，红卫兵将所抄之物，甚至是他人之物，全部存列展览，名曰“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吴文藻称作“吸血鬼”。冰心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低头站在展览门口的烈日下，长达数小时。一开始，红卫兵要冰心交代这些东西的来历，冰心说，这里的许多东西都不是她的，比如那一大盆银元，还有手表，只有一只是她的……不等冰心把话说完，红卫兵便挥动了拳头，高声呼喊：“不许谢冰心抵赖！”“打倒谢冰心！”“谢冰心的酒醉金迷的生活，必须彻底地交代！”等等，根本没有冰心解释的机会，然后进行批判发言。

而吴文藻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

冰心得“早请示”，背诵《毛主席语录》，年近70的她还要打扫文联大楼的女厕所，打扫完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陪斗。

1968年夏季，造反派押着作协的“牛鬼蛇神”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夏收。在一个太阳最毒辣的下午，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批斗大会，在土台上，一边站着农村的地主、富农，一边站着作协最有名的作家、评论家和领导人。他们是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陈白尘、严文井等。造反派批判说：“这些当精神贵族的作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批冰心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之类。冰心等人低头弯腰整整站了两个小时。

冰心在“牛棚” 也就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关了三年多的时间，她每天总是6点钟开始从西郊的民族学院出发，比上班的工人还早，7：30前赶到东总布胡同接受劳动改造。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毛选”（毛泽东的著作与语录等）、进行自我批判、每日完成打扫四楼的女厕所。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 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

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女儿吴青，也经常被学生拉去批斗，因为据说，由于其家庭背景，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当时吴青的儿子只有两岁，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姥爷是‘黑’的，你妈也是‘黑’的”，吓得小孩子夜里做恶梦，缩在被窝里直哭。

文革结束后，冰心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