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的北大图书馆馆长王重民“文革”中悬梁自尽

王重民是一位“国宝级”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等方面的资深专家。当年，他在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作学生的时候，看了一百多种杂志，编出两本《国学论文索引》，毕业后看了四百二十八种文集，编为篇目索引。出国后，看了五千敦煌卷子，一千二百金石拓片，一千五百部天主教书，近又看了二千九百部善本书了，也曾提出一些菁华，将来或能应用。去冬今春，看了三四百部明本方志，顺手辑出了两百多个《永乐大典》纂修人，觉得当时所征服取的人材，下至医卜星象、和尚道士，实比四库馆广大的多。”他曾立志编一本《中国古今图书大辞典》。然而，这位志存高远，勤学不怠，博学多才，对保存中华文脉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因不肯同流合污，遭到猛烈批判，最后含恨自杀。

王重民，字有三，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与李石曾、王法勤、韩世昌并称为民国高阳籍的“四大文化名人”。王重民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师从国学大师陈垣、杨树达、高步瀛、袁守和、傅叔湘、黎锦熙等，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清末筹建的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重民进入该馆工作。

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著，1934年，王重民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二战爆发后，他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3000多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撰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极大。

1947年，王重民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1948年，中共军队进驻北平之前，他临危受命，任代馆长，负责保护文化典籍，功勋卓著，精神可敬。正如他在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所言：“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后，陈寅恪先生曾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一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里说的虽然是王国维，但用在中共统治下的文化名人王重民等人身上，更为恰当。

1949年10月1日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之后，就开始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系统的破坏和毁灭过程，而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则首当其冲。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打断中国知识分子脊梁骨的一系列运动的序幕。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中共掌控。

此后，中共对知识分子“整肃”运动连绵不绝，王重民也先后在两场重大的事关知识分子“巨劫奇变”的运动中不幸受难。第一次是在1957年。这一年春天，毛泽东为了“引蛇出洞”，鼓动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王重民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阳谋”，信以为真，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了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的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然而，到了春夏之交，风云突变，毛泽东发动了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一击——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王重民因跟中共讲了几句真话，竟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毁灭中华文化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是文革的重灾区，所有高级知识分子全部受到冲击，王重民作为中共眼中的“牛鬼蛇神”也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重民“牛棚”中的一段遭遇：“这位教授（指王重民）做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到了1974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批林”，就是批判毛泽东自己指定的、被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批孔”，就是批判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万世师表”的最著名的文化人——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评法批儒”，就是歌颂中国历史上讲究“法、术、势”三者并用以建立独裁统治的法家，批判讲究“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这个运动是中共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最邪恶的一步棋。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运动期间，突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的消息，令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兴奋不已。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高采烈的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这部“海内孤本”的整理和出版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当时正是毛泽东下令点校《二十四史》即将竣工之时，出版社遂请参与点校的诸位老先生帮助断句。在此过程中，一些老先生对《史纲评要》产生了怀疑：认为这部书的内容与李贽的其他著作的内容相悖，而且出处也有问题，即它仅见于《福建通志》的著录，也许是一部伪书。

这时，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们想起了目录、版本学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两校”中的“两校”，“两校”领导人都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下达命令，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重民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一介书生，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整理、研究，一直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底线，不明白政客们请他“鉴定”的真意。此前，他曾对李贽的伪书，有过深入的考辨。当这本《史纲评要》摆在他面前时，他如数家珍地引证和辨伪，指出此书并非“孤本”。以他的见闻，“似曾相识”的就有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甚至他还引证参订了刊刻者的许多史料，结论是，这本《史纲评要》就是一部伪书。

这个结论令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们大失所望，但是，他们仍不甘心，要王重民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重民反而“不识时务”地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王重民在北大图书馆找出了一部明代万历版的《史纲要领》，这部姚舜牧编订的书正是所谓李贽《史纲评要》的“祖本”，它刊刻于李贽死后的８年，却早于《史纲评要》问世之前的３年，两书内容雷同。而《史纲评要》的某些评语系针对《史纲要领》一书而发，甚至是抄袭后者而成。王重民在这部书的真伪问题上坚持不肯说出卖良心的话，因此，遭到忌恨。据王重民的夫人刘修业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中回忆说，“两校”的领导曾经指着王重民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全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重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愤然离去。这一夜，王重民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仍像往常一样，他对家人说出去散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

刘修业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直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

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还能默默忍受，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他捍卫的，不仅仅是一本小书的真伪，而是文化的尊严、知识的尊严、学术的尊严、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尊严！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白化文教授认为：“王先生的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王先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说他是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和敦煌学的代表人物，绝不过誉；说他是中国现代学术论文索引编纂的奠基人，也是公认的事实。”

然而，这一代大家，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人王重民，却在中共制造的文化浩劫中悬梁自尽！与在这场“巨劫奇变”中的老舍、傅雷、陈梦家、向达等同道一起，以及与先前在颐和园长廊投水自尽的王国维先生一样，用极为惨烈的方式，共同身殉了中国文化之既倒，与之共命而同尽矣。是为殉道，也是对叛道者的一种无声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