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

在1994年的冬天，我父亲不治而逝之后，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巴东，原本是巴人的土地，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

祖父郑公讳振略，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300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6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3天走过来回。

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200平米左右。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随着财富的积累，祖父开始捐钱修桥补路，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祖父的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他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

1946年祖父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后来我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父亲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这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成立了革命干部大学。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

1951年恩施各县开始全面土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他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将祖父家仅有的火枪和弓弩抄去后，宋干部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

于是，在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６０多岁老人的惨叫。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但是祖父已经等不到天亮。他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

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２０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大伯母和二伯母，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岁，带着7个弟妹。……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8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

我一直在想，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永远不谈他的父亲。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他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

父亲走后，我得知，父亲希望我日后一定要回老家，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填上，去为祖父修坟立碑。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