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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后的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内陆省份数亿农民工背井离乡，涌向东南沿海发达富裕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成为大城市主要的劳工力。但随着中国房市低迷，工厂外移，内需疲软，城市工作越来越难找，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滞留或留在家乡就近打工谋生。

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多年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结构日益向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金融时报》4月20日报导，湖南省农民工大县——隆回县一家国有劳务中介负责人透露，自2023年以来，公司发布的招聘广告数量下降，求职人数却持续上升。现在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些滞留的农民工，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中共当局恐慌。

中共当局没有公布返乡人数年度数据，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近期有所加速。北京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国际研究公司分析师埃尔南‧崔（Ernan Cui）表示，疫情期间因城市封城，民工大规模返乡，如今是因工作难找失业被迫返乡。城市就业市场饱和，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

据估计中国有3亿农民工，但越来越多农民工选择留在省内找工，发达富裕省份的就业机会下降，导致自2015年以来，到外省打工谋生的农民工人数持续下降。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APSS）社会学副教授陈慧玲表示，在产业升级造成的技能更新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双重冲击下，许多农民工，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农民工不知所措，只能被迫回家种田或打零工谋生。

自19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大量农村人进入城市打工，但是中共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在城市居留的社会保障，包括户口和孩子上学，他们绝大多数无法在城市常驻下来。

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绍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国有“农民工”的现象本身就是中共对农村和农民的“制度性掠夺”造成的，由于城乡差异，农村人去城里寻找工作机会、提高收入。

吴绍平说：“现在，经济发展出现问题了，消费不行，投资不行，出口受挫，导致城市里面大量的工厂倒闭、破产，引起了现在出现的大量失业人员，这失业群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返回到自己的家乡。”

今年三月下旬，《金融时报》记者走访了湖南省隆回县，发现今年许多农民工中国新年返乡后，都选择滞留在家。一名五十多岁王姓村民透露，今年许多年纪较大的农民工，尤其是40、50岁和60出头的中老年农民工，过完年几周后仍然留在家乡。

以前在广东做建筑工的王姓村民还透露，(在广东)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5万到1.6万元人民币，今年由于工地停工，只能留在省内打零工，收入也大不如以前，好的时候最多只能挣七八千元，有时也能找到一些不错的活，但想赚大钱不容易。

隆回县国有劳务中介负责人透露，隆回县运动鞋厂现在只有200到300名工人，过去鼎盛时期工人有近3000人。由于中美贸易战冲击，工厂订单锐减。

一名参加隆回县招聘会的35岁大理石铺砖工透露，他在东莞的的一个活儿已经停工三到四个月，只能回到家乡找活儿，在家乡每月最多只能挣4000元左右，远不如在东莞赚得多，但不管钱多钱少都会接。

对返乡农民工而言，留在城市或返乡找工作都很难。埃尔南‧崔指出，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一方面大城市劳动力市场日益疲软，建筑、制造业和服务业净招聘人数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新增就业岗位越来越集中在人工智能等中共力推的相关行业，与失业工人需求出现结构性错配。

一名六十多岁陈姓农民工透露，如果能在广州找到一份月薪包吃包住5000元的工作，他更愿意去广州，但他这个年纪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所以只能永久性返乡，在家乡做些建筑或装修等零工维持生计。

去年11月，中共农业部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失业问题，警告“大规模返乡滞留”现象。并要求各地，要加大“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受灾地区”就业帮扶工作力度，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美国财扩房地产投资公司总裁蒋品超表示， “当年就是因为农村没有工作，所以大量人员就到了城市去找工作，因为城市有就业机会，能够去挣钱，所以他从农村进入了城市。现在在城市，这个最应该有工作机会的地方，他都找不到工作，他返回到农村去，怎么可能再找到工作啊。在没有工作的地方去找工作，这不是笑话嘛。”

吴绍平：“它提的无论什么样的措施，都是没办法实际上去解决问题的。它只能是口号治国，喊得很响亮，但是起不了作用。”

微博大V“育跑跑”发文提到，大批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头一两年或许还能支撑，但如果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会带来什么后果？

蒋品超表示，如果习近平和中共一直执政下去的话，在中国农村，“很大可能就会有李自成揭竿而起，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因为他没有工作，总是一死，他没有活路，走投无路。城市无工，农村无田，弄到最后走投无路了，他要生存，他怎么办？揭竿而起啊。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已经朝那个方向在蔓延了。”

城市无工农村无田中国农民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