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失去一只胳臂后成了典型

阿宁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不过，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她是意外、偶然被当成了典型。

阿宁是 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插队的。读书上大学的梦想断送了，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

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而后，她成了知青典型。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是，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里，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

三年大学毕业，阿宁又回到雁北，在一个单位里当团委干部。当地的一位大队支书，人很厚道，又知道阿宁的经历，对她很同情，也很照顾，好心的人们又开始暗暗地使劲，希望支书能和阿宁成功。支书同意了，但和家人一商量，家里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只有一只胳臂的媳妇。

阿宁回北京很晚，是她的父母年龄老了，退休了，家里没人照顾，她才回到北京。办回北京没怎么太难，但回到北京后却比想象的难多了。

以阿宁以前自身的条件，她找个理想中的爱人，本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老大难。都是因为一只胳臂的缘故。

这只胳臂是历史拿去了，是上山下乡夺去了。

最后，阿宁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工人。人很矮，而且下肢短。她还能挑什么呢？——她是个独臂的姑娘。

结婚之后，阿宁并没有多少欢乐，她依然只是一人看书聊以解愁。丈夫看不惯她一天到晚总是看书，那无意于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于是，便和她吵架。吵架的结果是离婚。他们争吵着办了离婚手续。

过了不久，这个工人又找到她，向她道歉，说他很后悔，说他愿意她看书……

他们复婚了。

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胳臂忙里忙外，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一尘不染；把孩子照料得利利索索，惹人爱怜。

她跑到外面学习外语，上了一期之后接着再上下一期的外语学习班。其实，上不上这个外语学习班，并不是主要的，她也并不是真的学什么外语，她只是想打发掉这些寂寞而显得漫长的时间。

她在心里有时想：假如丈夫再提出和自己离婚，我就同意。

可是，丈夫再不提离婚的事。丈夫只是偶尔对她发发牢骚：“我知道，你要不是断了一只胳臂，你不会找我。”

她什么话也不说。

所幸的是，阿宁还有一个女儿。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女儿会成为她内心这份痛苦的一种弥合剂和止疼膏。

上山下乡还有多少这样的悲剧，还有多少比这更悲惨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