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进入审判席——呼吁“思科”以人道和解回应历史责任

作者：硅谷姥爷（基督徒郭律师）

（编者注：本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意见。）

2026年4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就“思科案”（Cisco Systems,Inc.v.Doe I）举行口头辩论。表面上，这是一场围绕《外国人侵权法》（Alien Tort Statute,ATS）适用边界的法律争议；更深层次上，它提出的却是一个关乎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当技术被深度嵌入国家机器，并被用于识别、追踪、压制特定群体时，技术提供者是否可以完全退回“中立供应商”的位置？

在法庭上，思科一方强调：公司出售的是通用网络技术，产品用途由客户决定，美国法院不应无限扩张ATS责任，否则可能制造外交政策风险，并削弱美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然而，多位大法官的提问直指问题核心：如果企业不仅销售标准化产品，而是被指控根据特定政治镇压需求进行深度客制化、优化、协助部署，那么这是否仍只是普通商业交易？其中一个极具分量的问题是：外国政府可能对美国司法不满，这本身是否足以成为美国法院放弃审理严重人权指控的理由？

这场辩论显示，案件真正触及的，不只是法律科技问题，而是美国司法体系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企业责任的新边界。

一、ATS：一部古老法律，为何在数位时代重新苏醒

《外国人侵权法》诞生于1789年，原本极少被使用。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它逐渐成为国际人权受害者尝试在美国法院寻求救济的重要路径。ATS并非直接创造新的权利，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外国原告针对违反“国际法明确规范”的行为，在美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问题的关键因此不只是“是否造成伤害”，而是：企业是否明知其协助行为将服务于严重迫害？是否有“协助与教唆”（aiding and abetting）？参与程度是一般销售，还是客制化深度支援？

最高法院近年来在ATS问题上趋于谨慎，尤其强调避免过度域外扩张。但谨慎并不等于彻底免责。换言：美国法院或许不会为所有海外不公打开大门，但若美国公司在美国境内作出关键决策，并被指与严重迫害有实质关联，法律与历史都不会轻易忽视。

二、IBM与纳粹德国：技术中立神话的历史警告

今天人类讨论“技术中立”，并非第一次。

二战期间，IBM旗下打孔卡技术曾被纳粹德国用于人口统计、身分分类与行政效率提升。历史研究者指出，这类技术工具在识别犹太人、追踪群体、提升国家压制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历史学界对IBM责任边界仍有争议，但这案例留下的核心警示极为清晰：

人口登记可以变成筛选工具；

数据管理可以变成追踪系统；

网络架构可以变成社会控制基础架构。

科技本身或许没有意识形态，但科技进入制度后，可能迅速成为制度力量的倍增器。

因此，“我只是提供工具”从来不是绝对安全的道德避风港。

历史最终追问的，往往不是科技能做什么，而是技术提供者是否清楚自己正在帮助什么。

三、雅虎中国案例：企业如何在危机中选择另一条路

2000年代，雅虎因向中国政府提供使用者讯息，导致记者师涛等异议人士遭判刑，引发国际舆论强烈震动。

雅虎最初同样面临“遵守当地法律”的辩护逻辑。

但现实证明，单纯法律防御并不足以修复全球信任。

最终，雅虎选择了更具建设性的路径：

与受害者家庭和解；

设立人权基金；

公开致歉；

在制度层面推动企业人权政策改善。

这项选择并未完全消除争议，却改变了企业在历史中的位置。

雅虎至少证明：

和解不必等于承认全部法律责任，

却可以是一种成熟的风险控制、品牌修复与道德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虎提供的不是完美答案，但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企业转向路径。

四、思科此刻面对的，不只是胜负，而是历史定位

思科长期以“连结世界”为品牌核心。然而，连结本身并不天然等于自由。

如果连结服务于开放社会，它可能促进知识传播；如果连结服务于高压系统，它也可能强化数位极权。

本案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迫使全球科技业面对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AI、大数据、监控系统时代，企业是否仍能将自己定义为“纯粹中立的基础设施提供者”？

未来的世界不会只审视企业季度财报，也会审视：

你帮助谁更有效率？

你降低了谁的自由？

你是否在可预见风险面前主动止步？

五、守望者原则：从法律责任走向文明责任

若仅从最低法律标准来看，企业或许可以争辩自身行为边界；但从文明伦理来看，标准更高。

《以西结书》中“守望者”的比喻提醒后世：若守望者见危险将至却沉默，其责任并不因“未亲手伤人”而消失。

现代社会的守望者，不再只是城墙上的哨兵。掌握数据、算法、基础设施者，同样可能承担守望责任。

当企业已能合理预见某些技术用途可能导致系统性迫害，“程序合规”未必足以取代“伦理判断”。

六、结语

基于法律风险、历史经验与全球品牌价值，思科是否可以考虑：

第一，主动探索人道和解机制。

将无止尽对抗转向建设性解决，降低长期声誉损耗。

第二，设立独立受害者支持基金。

用于医疗、心理援助、法律支援与家庭救助。

第三，建立全球技术人权审查制度。

包括高风险用途识别、出口伦理评估、外部监督与透明揭露。

第四，以本案为契机，成为科技人权治理标准制定者。

与其被动承受历史定义，不如主动参与未来规则塑造。

和解，并不必然意味着承认所有指控；但拒绝一切反思，也可能让企业失去定义自身历史角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