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莲：洛杉矶札记（一）
【一】
2013年12年26日是毛泽东120冥诞，新的一届领导人以七常委为首全部出席顶礼膜拜。中央多大报刊，多省市委机关报都以红字头条大标题印出纪念专栏。全国播放了新设置的电视剧“毛泽东”，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做了讲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除大量歌颂毛泽东的小说、诗歌、散文、回忆录、歌曲、美术作品以外，光影视作品就有上万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全面歌颂赞美毛泽东。从这些作品来看，毛泽东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伟人”。五千多年来，无一名人伟人比得上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伟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善良、勤劳、助人为乐、聪敏好学，成年后辛劳工作，廉洁奉公，夜以继日的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一切。他善良仁慈、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劳苦大众。他对与他共同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友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贺龙、陶铸等等关怀备至，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亲如同怀，推心置腹，他对秘书田家英亲如父子，对卫兵、护士、勤务人民也像慈父般关怀，问寒问暖，关心其家庭生活。很多“回忆录”说毛泽东一生节约，从未摸过钱，平日生活简朴，伙食清单，只吃粗粮，饭菜从不讲究，只要有辣椒就行。“回忆录”说，有一次，李纳上学校远，周末秘书派车去学校接回来，毛泽东知道后大发雷霆。三年自然灾害时饿肚子，秘书偷偷托人给李纳送一包饼干，毛泽东知道后说“全国的孩子都吃不饱，为什么我毛泽东的儿子要特殊？”处分了秘书和司机。有部电视剧里写，星期六李纳从学校回来，与毛泽东江青一起吃饭，因粮食定量，毛泽东江青都把自己碗里的饭倒给李纳吃，江青在一旁掉眼泪。又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从小艰苦朴素，一辈子没有穿过一双新鞋，一条睡衣从延安穿到北京，睡衣（长睡衫）上共打了76个补丁（见新华社发图片及说明）。一直穿到去世，毛泽东对爱情也很真诚专一，杨开慧死的消息传道毛泽东耳朵里，他流着泪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电视剧里写在延安时，毛泽东对贺子珍体贴入微，常常亲自炖鸡汤给贺子珍喝。贺子珍与他闹翻后，去了西安，要到苏联治病。毛泽东流着泪写信派人去西安求子珍回来。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剥夺所有待遇，身边的警卫、护士、秘书、司机全部撤走。彭德怀孤身一人被发落去北京郊区劳动。过了几年，毛泽东叫彭德怀到中南海面谈，谈话时毛泽东流泪，说我们之间的事，也许历史会证明你是正确的，然后派他到三线（四川）任副总指挥。文革初，刘少奇被整后求见毛泽东，对他说所有的责任由我一个人来负，请结束文化大革命，放过那些老干部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允许我辞去主席职务，全家回老家务农，或去延安定居，从事体力劳动，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放心吧，没有多大的事，安心休息，多读些书。刘少奇回家时聚集在大厅中等候他回来的一家老小都忧心如焚。刘少奇对家人说，无事了，毛泽东态度很诚恳，很关心我，要我好好休息。全家欢心喜地，十分欣慰。影视作品和回忆录中所描写的毛泽东与曾经生活在世间的毛泽东判若二人，这些就是如：王朝柱、陆柱国、权延赤及一批擅长拍马屁的作家文人刻意歪曲历史真相，笔下生花，重新捏造出来的一个完美的“伟大”形象。把一个罪恶累累、臭名昭著的混世魔王当成“圣贤”来歌颂。这正如鲁迅的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邓小平谈毛泽东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而在这些影视作品和回忆录中看毛泽东有“过”吗？百分之零点一也没有。
早在1930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赣西南的党和政府中进行肃反”在严刑胁逼下不少人作了假口供，毛泽东就派人大抓捕AB团分子。（“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原为国民党北伐时期建立的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后成为毛泽东整肃异己分子的藉口）。不久就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死了不少人。到建国后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反右、三面红旗，全国大饥荒，反右倾，四清运动前无法无天酿成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手制造了八千多万条命案，这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有案可稽。毛泽东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妄想狂、偏执狂、迫害狂、杀人狂、荒淫狂。这一切人们都心如明镜，一清二楚，但中共的历届领导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捏造历史欺骗人民，仍然一年一年的大张旗鼓、铺天盖地的去歌颂、赞美他。这样反差越大人们就越觉得受骗、受污辱，就感到中国共产党亵渎、丑恶、无耻、卑劣。在人们看来七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纪念上的表情都显得虚伪、别扭、矫揉造作。因为他们个个人都清楚毛泽东的底细，给这样一个臭名昭著、劣迹斑斑的混世魔王膜拜致敬，无论表面上怎么装都掩饰不了内心的羞愧和犯罪感。
恩格斯说：“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久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恩选集》第三卷，共140页）1945年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野兽之道也。”毛泽东身上的兽性很多。与其谈毛泽东就是野兽，不如谈毛泽东禽兽不如。因为禽兽都有爱心，遇事都互相营救。而毛泽东把他自己领导的党全部大大小小的头目（党员）都打成敌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让造反派肆意折磨批斗。更有什者是把那些几十年与他出生入死、甘苦与共的老战友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贺龙、陶铸等人“打倒在地”再踹上一脚，折磨的人不成人，鬼不成鬼然后死去。刘少奇关在狱中，一身重病不给治疗，用担架抬上小飞机，孤身一人，“疏散”去河南开封的一间几平方的小房子里，被造反派打断了腿。在听到毛泽东宣布他为“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之后，病情加重。临死前一个多月一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像猪狗一样爬在地上食喝。死后全身赤裸，皮包骨头，头发胡子长到腹部。这就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惨案。试问历史上有发生过这种事吗？彭德怀临死前几天，跪在地上（他被打伤肋骨站立不起来）大声哭诉：“我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国为民征战沙场，想不到落到今天的下场。想喝口水，吃口粥也不行，想见个人谈谈话也不行。老天爷啊，你真的这么不开眼吗？”（以上见看守士兵回忆）。罗瑞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每次毛泽东外出都是他亲自带队保卫，每次毛泽东游水都是他先行试游。但1965年8月他出国访问回来就被毛泽东骗至上海。一下飞机就遭逮捕，扣上“反党、反毛泽东”的帽子关进牢房。罗瑞卿无法为自己辩护，只好跳楼自杀以表冤情。受重伤后，召开电视直播批斗大会。红卫兵用箩筐抬去会场，一路上双脚心血直流，所经过的路上都变成红色。批斗会上也是鲜血直淌，惨状令人触目惊心。当时一般老百姓没有电视机，但毛泽东有，他肯定一直在观看。1958年之后几年，全国大饥荒平均每省饿死百多万人（叶剑英曾对外宣称全国饿死二千多万人）报纸上说毛泽东主动不吃肉，不吃蛋，而且粮食定量，吃不饱。但这时的他依然胖的流油，红光满面，精神百倍。有人揭露这个与人民“共患难”的毛泽东御用厨师公布的菜谱仅西菜有七大菜系：罐焖鸡，意式奶猪，铁扒大虾，咖喱羊肉，清蒸鱼丁应有尽有。毛泽东抽的烟从种烟草到成品都是特质的。“主席一支烟，百姓万人粮”。这就是四川省专供什邡雪茄烟。（见《争鸣》2011年6月号保罗特稿）“文革”时他下令红卫兵批斗全国大小单位领导干部，计总数几十万。这些人日日夜夜被关在牛棚中受折磨，有的被皮带、木棍殴打致死，有的自杀身亡，有的致残。毛泽东又煽动造反派武斗，有的地方甚至出动了装甲车大炮。造反派死的死，残废的残废。八亿人的大国乱成一团，全国城乡到处碉堡林立，路上堆满沙包，造反派到处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每天都有大量人员死伤。而毛泽东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带着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及美女勤务员，乘坐专列到全国各地行宫尽情享乐。每夜玉体横陈，游龙戏凤。毛泽东失眠，每夜睡前都要脱的精光，让二名美女“按摩”才能入眠。
有一部名为《解放》的电视剧，里面写抗战时期著名新加坡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唐国强饰）后谈：“我见到主席后，初次见面就感觉你是个读书人。”毛泽东答：“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只读了师范学校，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管理员。”这是编剧为毛泽东吹牛皮。毛泽东1918年12月到1919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工。每月工资8元（有人说6元）而当时北大的教授每月工资是300多到400元，讲师200多元，助教100多元，一般的职员是50-80元。毛泽东为什么只区区数元？因为他是个杂工（临时杂役）根据当时的合同，他负责第二阅览室（报刊阅览室）的打扫工作和摆放新来的报纸上报架，然后就是在旁边登记前来阅读者的姓名。（见《党史文苑》）哪是什么图书管理员？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在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阅览室看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入北大图书馆做杂工，是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怀中（昌济）先生见他生活困难，就向北大校长推荐（杨在北大任教授），蔡元培校长答应后，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写了一便条：“守常先生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负责清理报纸和打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于是毛泽东就入北大图书馆做了杂工。后来由于工资是最低等级，又受人歧视，毛泽东就多次向他的同乡和老师杨昌济诉苦。杨先生为人厚道，胸怀任意，就对他说，要不你到我家里来吧。于是毛泽东只在北大图书馆做了三个月杂工，就辞职搬入杨家。当时刚好杨夫人有事回了娘家，家中只有杨教授和杨开慧父女二人，这时杨开慧只有十八岁。毛泽东在杨教授家实际是个佣人，帮做家务和看家。君不见凡客人来访杨先生都是毛泽东开门沏茶；客人走时，又是毛泽东送客关门。杨教授每天都去学校上课和搞学术研究，平时在家只有毛泽东和杨开慧。而这个人芳龄只有十八的单纯少女哪里是毛泽东这个强奸犯的对手。（《争鸣》2011年6月号北海闲人文章《红色根据地，好一个“杀”字了得》“毛泽东是湖南湘潭韶山二中富农毛顺生的长子，从小好逸恶劳，年轻时就强奸了邻居十二岁的小女孩，以至到了晚年还要向保健医生李志绥吹嘘他的‘第一次性经验’”）结果毛泽东甜言蜜语加上流氓手段，把这个美丽纯洁的少女骗上了床。至今还有很多影视作品和《回忆录》说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爱多么忠贞，多么忠诚。但其实根本并非如此。1920年初，杨先生去世，这年二人便“同居结婚”（李敏语）之后，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
1927年8月毛泽东为秋收起义来到江西永新县，这里属井冈山地区。《我与红军》的作者龚楚在回忆中说：“毛泽东一到永新就遇到贺子珍。”这是一个脸孔可爱，说话爽朗两眼闪闪发光，非常明媚的少女。她跟毛泽东认识的第一天，便一起吃饭。翌日，在永新党青年团会议上，贺子珍非常热情活跃，提了很多意见。会后毛泽东把她留下，跟她长谈。第三天俩人又谈了很久，仅来往交谈了几天便同居了，令人咋舌。贺子珍那时仅十七岁。著名的毛泽东研究者陈小平在其著作《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写道：“毛泽东对自己的警卫战士说：‘当我登上井冈山，发现山上的头面人物中，居然有一个漂亮的少女，我几乎从那时就爱上了她。袁文才（井冈山游击队头头）的介绍使她变得更加动人。’”其实贺子珍这时已经有了心爱的人。名叫欧阳洛，年轻英俊，很有才华，是当时中共江西的一位领导。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就欺骗贺子珍说欧阳洛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已经杀害了。其实并无这件事。毛泽东为夺他人所爱编造谎言。毛泽东又用他那一套熟练的手段，软硬兼施，使贺子珍真很快就委身于他。“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妻的爱。”（毛泽东语）总共才两天时间，当年毛泽东35岁，贺子珍17岁，小鱼当然很快上钩。一个35岁的男子与一个未成年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不管该女子是否自愿，也属性犯罪。这时是1927年下旬，杨开慧正和三个孩子在长沙受苦。直到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才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被何健枪毙。这就是毛泽东的“忠贞爱情”。后知杨开慧的死讯后毛泽东这个负心郎假惺惺地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条幅，他一离开杨开慧就见异思迁，另寻新欢，可怜杨开慧还蒙在鼓里。作家权延赤在《掌上千秋》一书中写道：“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杨开慧）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放松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小小的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后满眼是泪，一旦与毛泽东的眼光相遇，她便露出一种羞涩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谈过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而毛泽东一离开长沙就忘记了她，流氓本性不改，完全辜负了这样一份纯洁诚挚的少女一片真情。只离开数日，就把妻儿抛到九霄云外，跟本无一丁点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有作者为了讨好当局，夜以继日赶写了一部歌剧《杨开慧》歌颂毛杨的坚贞爱情。在北京公演了几场。有一场演到舞台上出现被捕的杨开慧带着手铐躺在狱中的床上，远处幕景中出现毛泽东的身影和面容，深夜万籁俱静，杨开慧突然见到她日夜思念的丈夫，泪如雨下，满怀深情地伸出双手大喊：“润芝，润芝”这时全场安静，突然观众席中有一老人起来大声说：“别喊了，早就和贺子珍睡了”于是全场哗然。从此之后，中央下令此剧不准再演。后来有人说这位老者是延安的老干部，他是出于对杨开慧的同情，抱不平和对毛泽东的厌恶才这样做的。
贺子珍也是一个美丽憨厚的少女，她对毛泽东是一往情深。从1928年到1937年无论在井冈山多次遭围剿，还是在难以言状、艰苦万分的长征路上，她都不顾自己的体弱，时刻侍奉着毛泽东。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是躺在担架让人抬着走的。他挑选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红军战士”一路上轮流抬着他爬雪山，过草地。而且每到一处宿营地，这些战士还要为他找材料搭帐篷，以便他和贺子珍过夫妻生活。在龚楚的书中写到：“最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的精力竟是如此旺盛，十年间，贺子珍怀胎十次，生产六次。而且在最艰难的‘长征’中贺子珍还怀孕三次。对于战争中的妇女来说，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对于在战争中负伤的妇女来说，尤其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到了延安之后，只有27岁的贺子珍已瘦弱多病，早已失去了当年美女红军的丰彩。在延安工作和在抗大学习时曾多次晕倒。贺子珍在最艰苦的岁月，将自己的身心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给毛泽东，为他吃尽了苦。而毛泽东根本不顾贺子珍怀孕分娩这些“小事”只把她作为泄欲的工具。在“长征”那样万里艰苦行军的情况下，还是让贺子珍多次怀孕，不断生育。最后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令其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移进延安。月底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准备为期八个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继埃仕加.斯诺到中国“红色根据地”采访的第二人，并且事前得到宋庆龄、斯诺等人的推荐，故很受重视。与她一起到延安的是她的秘书兼翻译吴光伟（吴莉莉）。吴光伟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是话剧演员和诗人，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二人都是二十多三十岁左右。史沫特莱身材高大丰满，气质高雅，带有西方人的浪漫风度，爽朗大方，显得端庄而有教养。吴光伟则更是的大美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她受过高等教育，又是诗人、演员，精通英语，皮肤白皙，体态丰满，容颜清秀而妩媚，全身充满性感，光彩照人。这两人的到来轰动了延安，成了一条大新闻和靓丽的风景线，使落后贫瘠的延安大开眼界。史沫特莱以西方人特有的炽烈感情感染了人们，她与人一见面就拥抱。先是朱德，史沫特莱说：“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亲了一下”然后又抱住毛泽东。拥抱亲吻后，史沫特莱在被拥抱者身旁走来走去爽朗的说：“让我好好瞧瞧你”不久，就主动教大家跳交际舞。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饭，纵谈几个小时……”就这样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常常彻夜不归，贺子珍独守孤房。贺子珍回忆起往事，自己十七岁就将整个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毛泽东，对他无私的爱，长期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毫无怨言地满足他。永新时期，长征路上，延安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十次怀孕，六次分娩，如今身体已落得一身是病，瘦弱不堪。而毛泽东却见异思迁，全无丝毫夫妻恩爱之情。贺子珍想到此满腔忿恨，满腹苦楚。心脑几乎暴裂。毛泽东和吴光伟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有一夜贺子珍找到了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相拥而坐，耳鬓厮磨，眉开眼笑很是热火。她顿时怒气冲天，一下子冲了进去，一个耳光打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吴光伟大声叫道：“怎么你打人还了得”这时史沫特莱从门外跑进来劝架，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贺子珍身体弱小，当然不是史的对手，被一拳打中右眼，顿时冲血黑了一圈，肿了起来。史沫特莱要挥出第二拳时，毛泽东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又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接着把贺子珍抱回家。贺子珍感到很委屈和气愤。
朱德的夫人康友清和其他夫人们都同情支持贺子珍，大家都指责史沫特莱打人事件之后，毛泽东不但不安慰和照顾贺子珍而是自己搬了出去，主动和她分居。这对贺子珍的打击很大。情况已经到了这的地步。贺子珍只好决定离开延安去西安。有“回忆录”说贺子珍要走时毛泽东流泪挽留，走后又写信派专人带去西安劝贺子珍回来。这就是毛泽东虚伪阴险之处，他刻意表演给延安的人看。特别是给那些夫人们看：我毛泽东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她决意要离开我。略有一点心计的人都能看出，黄脸婆走了，毛泽东成了一个自由人，他还能不偷着乐吗？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背后安排和操作，贺子珍能走得了吗？那是插翅难逃啊：第一，当时延安去西安根本无汽车，有事要去需特别找车，而且不能随便去，因为要路径国民党部队的“敌占区”。二，毛泽东身边有秘书，勤务人员、警卫员还有起码一个排以上的警卫部队。如果没有毛泽东特别安排，贺子珍不用说离开延安，就是离开她的住地半步都不行。
贺子珍1937年离开延安，那时是10月，不久江青投奔延安，1938年8月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三个月后就和毛泽东结婚。而在这一年五月贺子珍还为毛泽东生下一个男孩，不久生病夭折。二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上苏联看病，得知贺子珍被送疯人院，随即向国内报告。几经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在1947年送回国内的东北解放区。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到了北京住进中南海。这时贺子珍得知这一消息就坐不住了。多次要求中共东北最高领导人高岗转告毛泽的：她要去北京见他。高岗马上报告毛泽东，经几次禀报，毛泽东还是那句话：“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去，除了北京”最后毫无办法，贺子珍被安置定居上海。这期间江青赴苏联看病一年多毛泽东多次去上海也未曾看望一下贺子珍。而且继续下令不准贺子珍踏上北京的土地。尽管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见了贺子珍一面，也是情分已绝。应付应付，无话可谈，态度极其冷淡。这与对待杨开慧之死一样，虚伪至极，是在演戏给人看。
毛泽东与周恩来，长期来国内的媒体和文艺作品、回忆录都说二人感情如何深厚，毛泽东对周恩来关怀备至。但事实完全相反。从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的态度上充分反映出毛泽东为人的胸襟狭隘，阴险毒辣，仇恨深藏不录，一步一步把他置之于死地。这样说也许有些人以为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但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住的。从1932年宁都会议起，毛周就深深结怨，毛对周怀恨于心，二人的恩怨纠葛延续了四十多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被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泽东由此而度过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三年时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恩来对此事则悔恨一辈子，自己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之后，此后特别是建国以后，毛就不放过一切机会整周。从54.55年的反胡风运动（前几年，国内有二间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联名在国外发表学术论文，以精确的论述，说明毛泽东一手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铁案是为了整周恩来的。因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和胡风的私交什笃而且十分器重胡风。）到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南宁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柯庆施的文章，说周恩来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并在大会上侮辱周恩来，说他离右派只有五十岁了。1971年尼克松访华时，周在同尼克松会谈前有要事要请示毛，但上午时毛还在睡觉，请示不及。事后毛大发雷霆要周检讨，周带病检讨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在外还有“伍豪”事件。文革期间红卫兵在上海旧报纸上找到“伍豪（周恩来化名）退党声明”当时周恩来并不在上海，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搞的。此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下了决论。但造反派将此材料报上时，毛泽东却批示：“将此件送中央文革存查。”故意给周恩来致命一击。此事直到周恩来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死不瞑目。临死前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周恩来的病。1971年5月做每日一次的常规尿检时发现周尿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做了第二次检查并请北京各著名大医院水平最高的细胞学病理泌尿和肿瘤专家进行会诊，最后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事情重大，又请上海天津两地专家会诊，后出结论相同。专家们一致认为周本人目前尚无任何症状病变，系属早期，如能及时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机会就变成晚期膀胱癌，后果不堪设想。医疗小组立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附有治疗方案，力争及早治愈，大家都急于等待中央批准。当时党内规定凡政治局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都必须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情况危急，但报上毛泽东后，毛的态度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医疗小组传达了四条批示：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二，不要再检查；三，不要开刀动手术；四，要加强护理，增加营养。专家们大感诧异，因为他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哪能对总理的生命这样无情。大家决定马上再写信向毛泽东陈情。不想此举却遭到汪东兴的严厉吓阻。汪代表中央找医疗专家组谈话，要大家“稳住”强调中央（毛泽东）的决定是“保护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主席考虑的是全局的问题。这样，在当时“最高指示”之下谁都束手无策。周恩来的治疗就这样被拖延了下来，失去了及时治疗的时机。这件事涉及毛泽东为人品质中最为恶毒的一面，他阴险地把周推上死路。（见高文谦着《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是国内文革史和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学者之一。他的专著《晚年周恩来》于2003年出版之后大为轰动。高先生是个极为严谨的学者。在这数十万字的专著中，所涉及的哪怕是引用一个小小的资料，一句短短的话都注明出处，所有全书的引用材料都是有案可稽的。大陆以逢先知为首的几个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本专著，说高文谦捏造事实，混淆视听，攻击毛泽东。高文谦着文答覆，他说，逢先知这位所谓“党史权威”只不过是毛泽东私人藏书的管理员，他的文章不值一驳：你说我的书捏造事实，污蔑毛泽东，那么你们敢不敢把我的书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让全国人民评一评，到档案馆查一查，不是真相大白了吗？又据《广州日报》刊登吴阶平（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领导医疗组组长，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专栏采访时谈到了周恩来的癌症治疗过程。他说1971年在为周作例行体检时发现膀胱有癌变，当时尚在早期及时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中央严格规定这必须经毛泽东批准。于是向毛泽东打了报告和手术医疗方案，申请批准。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手术你不要去想了，先集中精力搞好接待尼克松的事。”于是手术就耽搁了。一直拖到1974年6月1日毛泽东才批准住进医院。吴阶平平说，毛泽东批下文件时，距他们打报告申请已是将近三年后的事，早已错过来最佳手术时间。而且毛泽东批示手术要分两步走：一步先彻底检查一遍，二步再动手术。当叶剑英向吴阶平传达这个指示时，难过地又说了一句：“你知道实际上不会有第二步了”吴阶平明白叶话的意思，心中很难过，打算在为周恩来做检查过程中，瞒天过海顺便完成手术，将两步并为一步，邓颖超表示同意。哪知此事又被神通广大的毛泽东知道了，又专门批示下来：“分两步走比一步走‘要好’”周恩来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起记仇四十多年，最后终于得此一报。周恩来死后，吴阶平多次说，如果1971年一发现病变就着手治疗，总理还可以多活好多年，说时老泪纵横。“手术你不要去想了，先集中精力搞好接待尼克松的事”（见《广州日报》）毛泽东的潜台词是：“你是应该死了，但你要干好，干完我交给你的活才死”。周死后不久，天安门发生百万群众自发悼念事件，毛泽东在报导此事的《动态》上批：“假悼念，真复辟”毛泽东不参加周的追悼会，而且说：“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新周报》）
大陆几十年来无论文艺作品、“革命史”、“党史”、“回忆录”还有大量的文章，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被作为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对此毛泽东本人也得意洋洋，自己明知根本没有这回事，也厚着脸皮偷着乐。关于遵义会议所作的决议，现存最权威的史料就是陈芳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个《提纲》说的很清楚，党内总负责是博古（稍后改为张文天），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可见毛泽东在会上根本没有什么“确立全党的领导地位”
中共的人事组织安排和任命的述语中有三种：一是“助手”。如共青团是中共的助手，这个位置很重要，因为他可以做接班人。君不见现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委、各省市委的领导人很多都是“团派”人物，是从“助手”上来的。二是“助理”。这可不得了，总参谋长助理要比副总参谋长重要的多，权利也大的多。部长助理比副部长也厉害的多，因为他可以代正职行事职权。三是“帮助者”。这个职务从未出现过，好像是遵义会议专为毛泽东设置的。是“帮助者”而不是“辅助者”可见遵义会议所做的决议对毛泽东的任用仅为一般工作人员，无固定的职务，平时帮助周恩来打杂，诸如通知开会；布置会场；发放文件；做做记录；安排与会者食宿之类。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总负责、决策权毛泽东这个“帮助者”当然是没有份的，但遵义会议后不久，由于红军正处于危境之中，任何决策都可能会导致全军覆灭，周恩来对此有自知之明，故在军事总负责上有意退让。这种做法正中毛泽东下怀，给了他施展权谋反客为主的机会。毛泽东自视什高、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在周恩来的退让中，利用帮助者的名义实际上唱了主角（《晚年周恩来》55页）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