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文革中挨整9年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名批判这三个人为“黑帮”，指责他们“镇压”革命群众。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看到《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认为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立即批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1966年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张大字报，起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将北大发生的事情与刚刚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接导致北大校园陷入一片混乱，并推动“文革”灾难向全国蔓延。 6月2日下午，陆平的4个子女分别在放学后回到北大的家中，只见院墙外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学生，还有从别处赶来“要了解北大情况”的人。受“第一张大字报”的刺激，屋外的人群精神亢奋，不停地呼喊“打倒陆平”的口号。第二天陆平和彭佩云就被带走了。6月6日，陆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此后的“文革”岁月里遭受了长达9年的折磨。 “陆平专案组”从1966年6月建立，到1975年才撤销。进入6月，北大各处出现揪斗干部和教师的野蛮行为。教师、特别是知名教授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遭受揪头发、“喷气式”批斗。对他们的殴打逐步升级，本该以文明著称的北大校园充满恐怖气氛。6月27日，陈伯达到北大视察，要求迅速绘制“陆平、彭珮云黑帮”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表。9月20日晚，北大举行全校规模的批斗会，陆平和彭珮云被押上台去接受批判。这是他们在文革中经历的一系列大规模批斗会的开端。 1967年5月，北大成立“校文革斗批改委员会”，对“陆平专案组”做了调整，由一个地质地理系学生当组长，中文系一助教当副组长。从这时起，陆平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1968年1月20日左右，专案人员管某将陆平从34楼押解到北招待所审讯，追问所谓“假党员”问题。陆平不承认，专案组成员立刻一拥而上，对陆平拳打脚踢，要他低头、弯腰，这场殴打和折磨从晚上7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8点。陆平筋疲力尽，精神恍惚。 6天之后的1月26日，陆平在北大接受批斗，随后被押送到北京先农坛一处关押。屋子里的大灯泡彻夜不熄，照得陆平根本不能入睡，还不许陆平下床，下床需要报告。当时北京极为寒冷，专案组只给陆平一条薄被子，将他冻得浑身发抖。一直冻了他5天，才押回北大继续监禁。 1968年4、5、6三个月，陆平遭受的体罚更加残酷。被毛泽东思想锻炼得极为冷酷无情的青年学生经常将陆平反绑，吊起来审问。有时，他们让陆平站上一把椅子，用绳子将陆平的手吊在屋顶，然后开始问话。如果陆平承认“罪名”，就让他继续站在椅子上。如果不承认，就冷不丁一脚踢翻椅子，将陆平悬吊在空中。一夜刑讯中，陆平会被吊起来三四次，痛得大汗淋漓。每次遭受这样的折磨，陆平都头晕目眩，不能行走，只好爬回住处，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残酷的折磨，使陆平的双肩、双肘经常脱臼。这个毛病直到他晚年时有发生，带给他极大的痛苦。 有一次，专案组发现陆平的妻子石坚在送给丈夫的烟盒中藏有一张字条，嘱咐陆平“坚持住”，他们即于1968年5月27日下午审讯陆平，要他承认和妻子搞“攻守同盟”。年轻的管某先是拳打脚踢，后来抡起自行车链条抽打，将陆平打得遍体鳞伤，几个月后才逐渐恢复。 陆平熬过了最残酷的1967和1968两年，进入召开中共“九大”的1969年，他终于走出了监禁的地方，可以回家看看了。同年10月， 他被押送江西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即“五七干校”）劳动。从这时起，残忍的殴打总算离开了他。但是在鄱阳湖畔，他的健康完全垮了，从此开始了和疾病的漫长抗争。 陆平是1969年10月底被押送到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的。这一批前往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工和家属总计1658人。一到鲤鱼洲，陆平就投入了繁重的劳动，搬砖瓦、挖渠、插秧、打谷，还要在夜间跟着大队人马前往鄱阳湖大坝固堤防洪。后来陆平回忆说：“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摧残，过着‘不许乱说乱动’、无人理睬的生活还不算，还得经常在大会、小会挨斗。劳动中暂短休息时间，也得来个‘田间批判’，叫你不得休息。” 在鲤鱼洲，艰苦的劳作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把陆平的身体搞垮了。1970年7月，正值庄稼“双抢”时节，陆平患了感冒，体温上升到摄氏39度，烧得昏昏沉沉，直至昏迷不醒。医生闻讯赶来抢救。打过强心针以后，陆平醒来，恍如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身患重病了，同时又有一股强烈的意念涌上心头，决不就此倒下。他几度昏迷，但仍顽强地配合医生治疗。他在心里不断地想着，不能死。当晚，他被送往南昌市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后来陆平知道自己得了心肌梗死，幸好有一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黄医生负责治疗。住院四五天后，监管人员告诉陆平，北大革委会已经与他夫人石坚所在的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联系，要仍在审查中的石坚来南昌照料。 陆平认为，这是监管者为防他一旦死去而企图推卸责任。陆平坚决反对妻子来南昌，亲笔写了两封信劝阻妻子。陆平终于逃过一劫，于国庆节前出院。回到鲤鱼洲之后，没有想到“抓5·16分子”行动已经在农场展开，对陆平的批斗又卷土重来。这时，陆平的身体更差了，转身转头都会引起眩晕。陆平买了一把小竹椅整天提在手头，一旦眩晕了，就赶紧坐在椅子上。陆平的身体差了，不能挖渠搬砖了，对他的监管也松弛了许多，农场的头头就要陆平养鸡养鹅。在鲤鱼洲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人敢与陆平相处对话，倒是鸡呀鹅呀没有“文化大革命”理念，与陆平和睦相处。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发动文化的亲密战友林彪横死在蒙古。文革中的所有问题被一古脑推到林彪身上。中国的政治空气稍稍有所松动。1971年10月底，北大在鲤鱼洲农场的几百名教职工先后返回北京。这时，北大领导小组开始着手清查聂元梓的问题，这使陆平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降低，加上他身体实在难以坚持，就被批准回京。陆平回京之初仍被监禁，未及一个月，他的妻子石坚突患脑溢血偏瘫，陆平才被放回家中照料。看到妻子病卧，小女儿在一旁无助地流泪，陆平肝胆俱碎。 陆平被打倒后，他的孩子们全都遭受株连，星散四方。大女儿陆微刚刚高三毕业，但是不能考大学了，后来徒步去了山西绛县插队落户。二儿子陆征到陕西延川插队。就在1969年，三女儿陆莹去了西双版纳的云南建设兵团。小女儿陆昀1958年出生，文革爆发时才8岁，成了到处流浪的“黑崽子”，过着受人歧视、孤苦伶仃的生活。夫人石坚在铁道部长期被审查！ 回到北京后的两年，陆平不断要求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审查结论。1974年11月，当时的北大党委决定，将陆平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随后北京市委批准了这个决定。 后来才知晓，原来是毛泽东得知了陆平的情况，发话说：“陆平的情况和蒋南翔差不多，放了算了。”当初，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毛泽东，当时，那真是杀气腾腾，毛泽东主要是通过打倒北大校长陆平、清华校长蒋南翔等来打倒刘少奇。随着文革的深入，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等一个接一个被打倒了。现在，陆平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没什么大的用处了。毛泽东轻描淡写一句话，陆平于1974年12月被“解放”。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当年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被戴着“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正在监禁之中。 陆平是在1957年10月、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到北大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的。当时的北大在1.1万名师生员工中已经划出526个右派。但是，毛泽东认为北大反右反得还不够。陆平到任后接手反右，在北大“反右补课”，到1958年1月底，又划出右派173人（其中学生153人，教职员20人）。这些右派从此挨整达20多年，陆平对此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1959年10月26日，北大副校长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对于邹鲁风的死，陆平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高烧40度以上，各级党政官员也跟着发高烧。“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风行全国。1958年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调查中，发现人民公社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虚报、浮夸。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回到北京后，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对于大跃进中的问题也言辞激烈。 然而，正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不久传来了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形势突然逆转，风向马上掉头，此后便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邹鲁风领导的“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就是北京市委于当年政治形势下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邹鲁风。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面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 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敲锣打鼓开会欢送，现在，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得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后，陆平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 1959年年12月15日，康生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布置对马寅初的批判。北大举行了多次对马寅初的批判会，校园里贴满了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从1959年12月15日至1960年年1月下旬，先后有两百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由陆平继任。 1957年反右运动，陆平是北大极左运动的领导者；1959年反右倾，陆平也是北大极左运动的领导者，反对马寅初，陆平仍是北大极左运动的领导者。在北大，陆平以极左的方式整了很多人。然而，文革一到，整人的人又成了挨整的人，且挨整长达9年。 文革结束后，陆平对自己在北大整过的人，从来没有忏悔和道歉过，居然还说：“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名批判这三个人为“黑帮”，指责他们“镇压”革命群众。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看到《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认为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立即批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1966年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张大字报，起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将北大发生的事情与刚刚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接导致北大校园陷入一片混乱，并推动“文革”灾难向全国蔓延。
6月2日下午，陆平的4个子女分别在放学后回到北大的家中，只见院墙外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学生，还有从别处赶来“要了解北大情况”的人。受“第一张大字报”的刺激，屋外的人群精神亢奋，不停地呼喊“打倒陆平”的口号。第二天陆平和彭佩云就被带走了。6月6日，陆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此后的“文革”岁月里遭受了长达9年的折磨。
“陆平专案组”从1966年6月建立，到1975年才撤销。进入6月，北大各处出现揪斗干部和教师的野蛮行为。教师、特别是知名教授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遭受揪头发、“喷气式”批斗。对他们的殴打逐步升级，本该以文明著称的北大校园充满恐怖气氛。6月27日，陈伯达到北大视察，要求迅速绘制“陆平、彭珮云黑帮”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表。9月20日晚，北大举行全校规模的批斗会，陆平和彭珮云被押上台去接受批判。这是他们在文革中经历的一系列大规模批斗会的开端。
1967年5月，北大成立“校文革斗批改委员会”，对“陆平专案组”做了调整，由一个地质地理系学生当组长，中文系一助教当副组长。从这时起，陆平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1968年1月20日左右，专案人员管某将陆平从34楼押解到北招待所审讯，追问所谓“假党员”问题。陆平不承认，专案组成员立刻一拥而上，对陆平拳打脚踢，要他低头、弯腰，这场殴打和折磨从晚上7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8点。陆平筋疲力尽，精神恍惚。
6天之后的1月26日，陆平在北大接受批斗，随后被押送到北京先农坛一处关押。屋子里的大灯泡彻夜不熄，照得陆平根本不能入睡，还不许陆平下床，下床需要报告。当时北京极为寒冷，专案组只给陆平一条薄被子，将他冻得浑身发抖。一直冻了他5天，才押回北大继续监禁。
1968年4、5、6三个月，陆平遭受的体罚更加残酷。被毛泽东思想锻炼得极为冷酷无情的青年学生经常将陆平反绑，吊起来审问。有时，他们让陆平站上一把椅子，用绳子将陆平的手吊在屋顶，然后开始问话。如果陆平承认“罪名”，就让他继续站在椅子上。如果不承认，就冷不丁一脚踢翻椅子，将陆平悬吊在空中。一夜刑讯中，陆平会被吊起来三四次，痛得大汗淋漓。每次遭受这样的折磨，陆平都头晕目眩，不能行走，只好爬回住处，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残酷的折磨，使陆平的双肩、双肘经常脱臼。这个毛病直到他晚年时有发生，带给他极大的痛苦。
有一次，专案组发现陆平的妻子石坚在送给丈夫的烟盒中藏有一张字条，嘱咐陆平“坚持住”，他们即于1968年5月27日下午审讯陆平，要他承认和妻子搞“攻守同盟”。年轻的管某先是拳打脚踢，后来抡起自行车链条抽打，将陆平打得遍体鳞伤，几个月后才逐渐恢复。
陆平熬过了最残酷的1967和1968两年，进入召开中共“九大”的1969年，他终于走出了监禁的地方，可以回家看看了。同年10月， 他被押送江西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即“五七干校”）劳动。从这时起，残忍的殴打总算离开了他。但是在鄱阳湖畔，他的健康完全垮了，从此开始了和疾病的漫长抗争。
陆平是1969年10月底被押送到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的。这一批前往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工和家属总计1658人。一到鲤鱼洲，陆平就投入了繁重的劳动，搬砖瓦、挖渠、插秧、打谷，还要在夜间跟着大队人马前往鄱阳湖大坝固堤防洪。后来陆平回忆说：“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摧残，过着‘不许乱说乱动’、无人理睬的生活还不算，还得经常在大会、小会挨斗。劳动中暂短休息时间，也得来个‘田间批判’，叫你不得休息。”
在鲤鱼洲，艰苦的劳作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把陆平的身体搞垮了。1970年7月，正值庄稼“双抢”时节，陆平患了感冒，体温上升到摄氏39度，烧得昏昏沉沉，直至昏迷不醒。医生闻讯赶来抢救。打过强心针以后，陆平醒来，恍如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身患重病了，同时又有一股强烈的意念涌上心头，决不就此倒下。他几度昏迷，但仍顽强地配合医生治疗。他在心里不断地想着，不能死。当晚，他被送往南昌市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后来陆平知道自己得了心肌梗死，幸好有一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黄医生负责治疗。住院四五天后，监管人员告诉陆平，北大革委会已经与他夫人石坚所在的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联系，要仍在审查中的石坚来南昌照料。
陆平认为，这是监管者为防他一旦死去而企图推卸责任。陆平坚决反对妻子来南昌，亲笔写了两封信劝阻妻子。陆平终于逃过一劫，于国庆节前出院。回到鲤鱼洲之后，没有想到“抓5·16分子”行动已经在农场展开，对陆平的批斗又卷土重来。这时，陆平的身体更差了，转身转头都会引起眩晕。陆平买了一把小竹椅整天提在手头，一旦眩晕了，就赶紧坐在椅子上。陆平的身体差了，不能挖渠搬砖了，对他的监管也松弛了许多，农场的头头就要陆平养鸡养鹅。在鲤鱼洲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人敢与陆平相处对话，倒是鸡呀鹅呀没有“文化大革命”理念，与陆平和睦相处。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发动文化的亲密战友林彪横死在蒙古。文革中的所有问题被一古脑推到林彪身上。中国的政治空气稍稍有所松动。1971年10月底，北大在鲤鱼洲农场的几百名教职工先后返回北京。这时，北大领导小组开始着手清查聂元梓的问题，这使陆平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降低，加上他身体实在难以坚持，就被批准回京。陆平回京之初仍被监禁，未及一个月，他的妻子石坚突患脑溢血偏瘫，陆平才被放回家中照料。看到妻子病卧，小女儿在一旁无助地流泪，陆平肝胆俱碎。
陆平被打倒后，他的孩子们全都遭受株连，星散四方。大女儿陆微刚刚高三毕业，但是不能考大学了，后来徒步去了山西绛县插队落户。二儿子陆征到陕西延川插队。就在1969年，三女儿陆莹去了西双版纳的云南建设兵团。小女儿陆昀1958年出生，文革爆发时才8岁，成了到处流浪的“黑崽子”，过着受人歧视、孤苦伶仃的生活。夫人石坚在铁道部长期被审查！
回到北京后的两年，陆平不断要求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审查结论。1974年11月，当时的北大党委决定，将陆平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随后北京市委批准了这个决定。
后来才知晓，原来是毛泽东得知了陆平的情况，发话说：“陆平的情况和蒋南翔差不多，放了算了。”当初，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毛泽东，当时，那真是杀气腾腾，毛泽东主要是通过打倒北大校长陆平、清华校长蒋南翔等来打倒刘少奇。随着文革的深入，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等一个接一个被打倒了。现在，陆平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没什么大的用处了。毛泽东轻描淡写一句话，陆平于1974年12月被“解放”。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当年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被戴着“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正在监禁之中。
陆平是在1957年10月、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到北大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的。当时的北大在1.1万名师生员工中已经划出526个右派。但是，毛泽东认为北大反右反得还不够。陆平到任后接手反右，在北大“反右补课”，到1958年1月底，又划出右派173人（其中学生153人，教职员20人）。这些右派从此挨整达20多年，陆平对此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1959年10月26日，北大副校长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对于邹鲁风的死，陆平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高烧40度以上，各级党政官员也跟着发高烧。“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风行全国。1958年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调查中，发现人民公社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虚报、浮夸。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回到北京后，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对于大跃进中的问题也言辞激烈。
然而，正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不久传来了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形势突然逆转，风向马上掉头，此后便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邹鲁风领导的“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就是北京市委于当年政治形势下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邹鲁风。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面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
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敲锣打鼓开会欢送，现在，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得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后，陆平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
1959年年12月15日，康生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布置对马寅初的批判。北大举行了多次对马寅初的批判会，校园里贴满了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从1959年12月15日至1960年年1月下旬，先后有两百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由陆平继任。
1957年反右运动，陆平是北大极左运动的领导者；1959年反右倾，陆平也是北大极左运动的领导者，反对马寅初，陆平仍是北大极左运动的领导者。在北大，陆平以极左的方式整了很多人。然而，文革一到，整人的人又成了挨整的人，且挨整长达9年。
文革结束后，陆平对自己在北大整过的人，从来没有忏悔和道歉过，居然还说：“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