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文革”武斗的罪魁祸首
毛泽东晚年，把开展“文化大革命”视为“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看作是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择任何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惜挑动群众间的武斗。
著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虽然在一些场合讲到“不要武斗”，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十六条”公布后，各个单位的打人和武斗反而加剧了。因为“十六条”里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就为发生武斗创造了群众基础。
文革中“武斗”大量发生，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放纵“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他担心限制“红卫兵”和“造反派”，会不利于运动的发动。毛泽东纵容“武斗”，是为了使运动按照他的意图发展，这在实际上造成支持“红卫兵”武斗的效果。当许多单位发生武斗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借口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拒绝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人们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和夺权阶段的许多讲话中，能够看出毛泽东对打人和武斗的态度是宽容和放纵，毛泽东实际上是武斗的倡导者和鼓动者。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北京“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名义下肆意打人、抄家，打伤人、打死人的情况接连出现。当时，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有一天，吴德等人去向毛泽东汇报“破四旧”的情况，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反映“破四旧”产生的混乱情况，汇报说北京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想让中央出面刹一刹“破四旧”中的打砸抢之风。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实际上对“破四旧”中的“打、砸、抢”采取了宽容和放纵的立场。
“破四旧”运动很快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11万4千多户，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超过1000万户。伴随着抄家的是侮辱和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大地上，短短的几个月中，数十万人死于铁棍、木捧、皮带和砖块。“红卫兵”杀死那么多与自已无冤无仇的人，靠的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靠的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文革”中对暴力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文革”正式文件《十六条》上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等等；另一个标准是《十六条》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以及在运动中被广泛引用的，上述文字下面的话“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赋予暴烈行动革命的意义，容忍并纵容了打人、武斗等暴力行为。
要是没有最高领导的纵容和支持，没有公安专政机关秉承最高领袖的配合，由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1966年6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时，毛泽东曾有“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最高指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是这样传达的：“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话中有“活该”二字，使得得到这个“最高指示”的“红卫兵”们无法无天，“红卫兵”们理直气壮地称抄家、打人为“革命行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戴有各种帽子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和杀害。谢富治何以敢这样说和这样做，那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
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经毛泽东同意向北京各大学派了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对在学校里动手打过“黑帮”的学生进行批评，并将少数打人凶手定为“现行反革命”。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指责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要求为因打人而挨整的学生平反。
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把运动置于工作组或党委的领导之下，反对不经工作组批准“乱斗”人，更严禁打人。比如北京大学的“6.18”事件，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在批斗“黑帮”时，发生了挂牌子、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身上，拿纸篓扣在被斗人头上等侮辱人的现象。工作组认为这是乱斗，不能这样做。刘少奇批示说：制止“乱斗”是对的，还批示转发至全国，要求注意纠正“乱斗”。毛泽东最早支持“红卫兵”，是因为“红卫兵”跟工作组有矛盾，可以成为他利用的工具。于是毛泽东就说北京大学的“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说工作组是镇压群众。毛泽东抓住了工作组否定的东西，然后把它翻过来，显然是为了给政敌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这样以来，各级领导都不敢纠正乱斗和打人的现象，这就加剧了群众的暴力行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毛泽东看来，“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武斗可以锻炼群众起来造反。”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的，就是第一个打死人的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北京有数百所大中学校，毛泽东偏偏选择接见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其深意不言自明：毛泽东支持武斗，鼓励造反。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号召“红卫兵”打死人，但接见他们的代表，无疑是向“红卫兵”传递了支持的信号；对打死校长的这所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说出“要武嘛”三个字，无疑是对她们打死人的公开鼓动和纵容。毛泽东对宋彬彬脱口而出的“要武嘛”三个字，所引起的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毛泽东的鼓动和纵容，助长了“红卫兵”的暴力倾向,北京市的打人之风变本加励，“红色恐怖”如火如荼，各中、小学学生“响应伟大领袖的动员令”，皮鞭声声，木棒挥舞，血肉横飞，横尸校园。仅在红色恐怖的“红八月”期间，北京市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8月24日打死44人，8月25日打死86人，8月26日打死126人，8月27日打死228人，8月28日打死184人，8月29日打死200人，8月30日打死224人，8月31日打死145人，9月1日打死228人。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抄家、打人之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各地打死人的报告雪片般飞来。公安部为此专门召集全国各省、市的公安局局长开会。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会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有人问：“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谢富治的回答是：“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有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警告各省的公安局长们：“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尽管如此，许多省、市的公安局长们仍然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责任。为了解除各地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党政军大批领导人被打倒，各级领导机关基本瘫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秉承毛泽东的指示，在1967年元旦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总攻击”。在林彪、江青等变本加厉的煽动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战局面在全国上演。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1967年的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请部队派人支援，双方发生交火，死伤百余人。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从此全国各地武斗绵延不绝。
北京市的武斗开始于1967年春，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最多的一天有70多人在武斗中丧生。面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市长吴德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都很紧张，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制止。他们商定由公安系统和北京市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可当他们把草拟的包括有禁止打人、不准打死人等内容的《通知》稿送上审阅时，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评的大意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去扑灭群众的造反之火，如果那样做就是想压制群众。于是，由公安系统和北京市委分别发出通知禁止打人的计划胎死腹中，打死人的状况无人敢加以制止，混乱的局面愈演愈烈。
1967年4月6日，为了在“天下大乱”中全面夺权，“中央文革”在毛泽东授意下策划颁发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规定军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遵守“四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各地“造反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解放军进行有恃无恐的攻击。
1967年夏，两派混战，武斗成风，全国大乱。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才勉强同意下发中央文件“六六通令”。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布的“六·六通令”，是一个措辞空前严厉且有制止打砸抢歪风措施的文件，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怕影响全国夺权的进行，所以文件虽然在全国各地张贴，但并没有坚决执行。
1967年7月3日，为了制止全国各地的大规模武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布“七三布告”，但打砸抢和武斗歪风仍然没有得到遏止。究其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泽东对武斗的支持和纵容，以及秉承毛泽东旨意的“中央文革”对武斗的挑动。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大家在汇报时都为各地武斗愈演愈烈的情况忧心忡忡，毛泽东却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又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几天之后的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第二天“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文攻武卫”使造反派找到了护身符，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自己进行武斗是为了“自卫“，武斗愈演愈激烈。
1967年7月，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武装左派”的口号，要求给左派发放武器，要用“武斗”来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67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1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万工人的做法。毛泽东提出要“武装左派”，包含有毛泽东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份。1967年8月底，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这个文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且张贴。
毛泽东“武装左派”的决定使全国武斗迅速升级，令人目瞪口呆。群众组织抢军火库之风吹遍全国各地。看守库房的部队却得不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只能苦劝，实际上毫无效果。武斗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血雨腥风，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
1967年8月4日，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两派之间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加以制止。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全国抢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此后一个月，全国被抢夺的枪支达到48万至50万支，毛泽东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枪有多少哟，不多！50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350万支嘛。”
1967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说到许多干部挨斗时被打和被侮辱时，毛泽东笑着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1967年的“九五命令”，是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但这个文件却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继续肯定“武装左派”的口号。这也证明“武装左派”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批示肯定。1967年“九·五命令”下达后，规定被抢夺的武器要限期归还，不少地方出现了交枪之前乱打枪的情况。成都军区梁兴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回答是：“好，这是个训练，是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一下过不了瘾。”
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直到1967年11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加以制止。《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恐怕永远也无从确定。《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次讲话中说，“文革”中有二千万人死于非命；还有的学者认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比上述说的还要多。
1967年至1968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文革”中在派性武斗中究竟死去多少人，恐怕也是永远弄不清楚的谜。根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进行的调查，“文革”期间发生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武斗事件有：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曾出动“T55”型坦克等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1967年8月的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
——1967年8月－11月的湖南怀化武斗事件，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
——1967年6月－68年3月的四川宜宾大武斗，参加武斗的17万多人，部队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
——1968年12月－19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中，军队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中，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另有失踪33115人。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武斗的态度，由开始时的宽容和放纵，再到不惜挑动和支持。直到潘多拉魔盒打开、局面开始失控后才最终断然制止。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权威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8年，他签发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制止发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和发生在陕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但此时已是“天下大乱”，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已在武斗中丧生。
“文革”武斗泛滥的根源，恰恰在于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左”倾错误。人为的“天下大乱”，不仅无法达到“天下大治”，恰恰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借“反修防修”之名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为了夺权。“文革”中各地的派性和武斗，说到底也是为了夺权。“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死者都是冤死鬼。鼓动“文攻武卫”的江青后来说：“武斗中死去的人死了活该，死得比家雀毛还轻。”其实也真是这样，他们死的有什么价值呢？但这一切又怪谁呢？谁该负起这历史的罪责呢？难道能怪这些相信领袖号召造反的死者们吗？可悲的是那些冤死鬼，更可怜的是死者的妻子儿女和父亲母亲们。
“文革”结束后，官方在宣传中常把林彪和“四人帮”当作在“文革”中煽动武斗的元凶。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也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进行的，“文革”中煽动武斗的真正元凶正是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充其量只是帮凶和替罪羊。
2014年10月7日于孟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