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谢韬

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恨知识分子。1949年入驻中南海之后，发动了一系列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1955年，毛泽东亲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据1980年7月21日北京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权威教授谢韬，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骨干成员，挨整10多年。 谢韬，四川自贡人，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共。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担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据谢韬回忆：“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资格非常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共夺取政权，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对谢韬非常了解，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胡风分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要派公安人员逮捕谢韬。罗瑞卿早年是吴玉章的学生。吴玉章亲自和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民大学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在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逮捕人？这样，公安部就派来一位处长，让谢韬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谢韬原以为要让他进监狱，结果把他送到了北京东四六条39号院吴玉章的住宅。当时吴玉章住北房，让谢韬住东厢房接受“审查”。实际上，是将谢韬变相保护起来了。半年后，谢韬被搬到人民大学宿舍接受“审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是谢韬的入党介绍人，对他也有所关照。这样，由于吴玉章的保护和张友渔的关照，谢韬在监狱外面被“隔离审查”了5年，少受了5年牢狱之苦。 到了1960年，公安部还是把谢韬送进秦城监狱。谢韬回忆说：“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主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1965年，谢韬被免于刑事起诉，发配回老家四川省自贡市的一个博物馆工作。一年后“文革”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 1955年谢韬被“离职审查”之后，虽然有老校长吴玉章的“保护”，但是，对他的大批判仍然非常激烈。1955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教研室的文章《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的罪行》。文章称：从马列主义教研室成立的那一天起，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混进我们党内的奸细谢韬就潜藏在这里。五年以来，他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员的外衣，背着党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并利用共产党员的身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职权，疯狂地向党进攻，以致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损失。文章还批判说，谢韬的反党活动是一贯的。他是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支柱之一，是混入我们党内的奸细，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残余匪帮服务的革命的敌人，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蟊贼。他不但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毫无共同之点，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道德也是不具备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熬过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晚年的谢韬对自己的一生有过很多反思。有一些看法，现在看来仍然是有价值的。他在《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写道： ……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9年中共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李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李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 谢韬在另一篇文章中反思道：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7年底，谢韬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有人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成为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六四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当然，谢韬的反思仍然是有局限的，他力图在共产党的体制内革新共产党，企图将一个烂苹果改造成一个好苹果，这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了。即便他主观上想让共产党变好，共产党也不待见他。 2010年8月25日上午9时5分，谢韬在北京逝世。2010年8月30日上午，谢韬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前，亲友收到上百幅挽联准备布置灵堂，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不可悬挂挽联。谢韬生前的难友们在地上展示其中几幅，也被强令收起。 参加告别仪式的四川右派老记者铁流说：原来说不给挂挽联，我们打算写上花圈，同样不给，说上面有规定，凡是提到“民主、自由”、“反独裁、反专制”的都不给贴上去！]]

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恨知识分子。1949年入驻中南海之后，发动了一系列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1955年，毛泽东亲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据1980年7月21日北京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权威教授谢韬，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骨干成员，挨整10多年。

谢韬，四川自贡人，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共。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担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据谢韬回忆：“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资格非常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共夺取政权，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对谢韬非常了解，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胡风分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要派公安人员逮捕谢韬。罗瑞卿早年是吴玉章的学生。吴玉章亲自和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民大学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在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逮捕人？这样，公安部就派来一位处长，让谢韬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谢韬原以为要让他进监狱，结果把他送到了北京东四六条39号院吴玉章的住宅。当时吴玉章住北房，让谢韬住东厢房接受“审查”。实际上，是将谢韬变相保护起来了。半年后，谢韬被搬到人民大学宿舍接受“审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是谢韬的入党介绍人，对他也有所关照。这样，由于吴玉章的保护和张友渔的关照，谢韬在监狱外面被“隔离审查”了5年，少受了5年牢狱之苦。

到了1960年，公安部还是把谢韬送进秦城监狱。谢韬回忆说：“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主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1965年，谢韬被免于刑事起诉，发配回老家四川省自贡市的一个博物馆工作。一年后“文革”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

1955年谢韬被“离职审查”之后，虽然有老校长吴玉章的“保护”，但是，对他的大批判仍然非常激烈。1955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教研室的文章《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的罪行》。文章称：从马列主义教研室成立的那一天起，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混进我们党内的奸细谢韬就潜藏在这里。五年以来，他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员的外衣，背着党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并利用共产党员的身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职权，疯狂地向党进攻，以致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损失。文章还批判说，谢韬的反党活动是一贯的。他是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支柱之一，是混入我们党内的奸细，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残余匪帮服务的革命的敌人，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蟊贼。他不但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毫无共同之点，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道德也是不具备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熬过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晚年的谢韬对自己的一生有过很多反思。有一些看法，现在看来仍然是有价值的。他在《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写道：

……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9年中共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李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李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

谢韬在另一篇文章中反思道：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7年底，谢韬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有人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成为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六四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当然，谢韬的反思仍然是有局限的，他力图在共产党的体制内革新共产党，企图将一个烂苹果改造成一个好苹果，这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了。即便他主观上想让共产党变好，共产党也不待见他。

2010年8月25日上午9时5分，谢韬在北京逝世。2010年8月30日上午，谢韬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前，亲友收到上百幅挽联准备布置灵堂，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不可悬挂挽联。谢韬生前的难友们在地上展示其中几幅，也被强令收起。

参加告别仪式的四川右派老记者铁流说：原来说不给挂挽联，我们打算写上花圈，同样不给，说上面有规定，凡是提到“民主、自由”、“反独裁、反专制”的都不给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