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塑造者刘德彬在“文革”中几乎精神崩溃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曾被当作广大青少年“革命人生教科书”。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江姐”的形象塑造得力于刘德彬的亲身经历和初稿时奠定的文字基础，但因为刘德彬被划为右派，所以未能参与《红岩》的后期制作。

刘德彬犯了什么样的严重错误呢？

在1957年，刘德彬响应党中央号召，动员小学教师“鸣放”；在一次市级会议上，他谈到用群众运动方式搞“肃反”导致的一些问题，建议今后以组织上的“审干”代替群众运动的“肃反”；在教育工会中他执行了省、市总工会的“错误”指示，如关心小学教师，为教师办招待所、俱乐部，暑期为教师办休养营、疗养院等“错误政策”。1959年1月，机关党组以“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攻击肃反扩大化”等三条“严重错误”，将他划为“中右”，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职务。

从此，刘德彬被剥夺了继续写作和修改后来定名为《红岩》的这部小说的权利。

当文革风暴袭来，全国许多作家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或“走资派”、“反党分子”批判、打倒时，小说《红岩》的作者却成了造反派。作为三人创作组成员的刘德彬，自然也跟着成了造反派，只是显得低调。

1969年3月27日，无处可藏无路可走的刘德彬回到了重庆市文联，次日即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审查。刘德彬虽然是从渣滓洞看守所脱险的，被称为“活着的烈士”，但他一直老老实实地说自己被捕后没有受过刑，自然就要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在“清队”学习班里，被“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的人们把他脱险一事重新分析，居然发现他在脱险时犯有严重错误。说他在特务进牢房补枪时，有的难友临死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他没被打死却装死，为了怕被补枪，没有起来高呼口号，没有表现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因此他是中了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毒……

在这样“高屋建瓴”、“义正辞严”的“革命大批判”中，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刘德彬几乎被逼得精神崩溃。

请看他写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的《我最近的思想情况和有关被捕审讯问题的交待》中的一段：

“最近组织上一再给我帮助教育，指出我有重大问题，隐瞒了二十年，要我坦白交待。我感到很紧张，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我自己反省没有重大问题隐瞒。１１月１４日晚，我把自己的思想情况向机关值班的××、×××同志汇报，他们对我进行了诚恳的帮助，特别是×××同志给我指出，说我的问题是严重的，从领导上重视的程度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要矛盾在我这边。我听了老×的谈话很感动，带着问题学了毛主席有关语录，首先肯定矛盾主要方面在自己，并批判主观唯心论，认为自己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关门思想，从自己被捕开始，逐段过细回忆，寻找自己的罪过。到１５日半夜，当回忆到４８年６月１４日晚在万县伪警察局被审讯情况时，回忆到审讯结束时，特务问我：到万县来干什么？我说：失业很久了，家庭经济困难，到万县来托同学找职业的。

这时我思想上就出现了，“政府可以帮你介绍嘛，比如一个小学教员”，于是我就肯定特务曾对我说：“职业可以找我们政府嘛，我们政府可以帮你介绍，比如一个小学教员啦！”我回想，特务是这样对我讲的话，根据我当时的思想准备，不暴露身份，不暴露组织，以一个失业青年身份出现的话，那我肯定是这样回答：如果政府能帮我介绍，那当然好啊。

……我就感到这个问题的性质严重，埋怨自己为什么把它忽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组织上查出来，自己又未交待，那就危险了。因此１６日一早，我就向××、×××同志要求，在天天读的时间，让我交待这一两天我思考的问题。我向他们谈了以后，×××同志鼓励我，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说明有进步，但还要继续考虑。下午我就写出了自己的《检查》和《在万县被审情况回忆交待》两份材料，交给了×××同志。

交了材料以后，我继续回忆，我在万县的审讯是不是就这样完了呢？我头脑里就出现了特务旁边的记录是用十行纸在记的，似乎特务就截了一小指宽的纸条，我回想，这时特务是不是要我签字呢？既然你同意政府帮你介绍职业，那你就签个字吧！于是我想很有可能我在那纸条上面签了个名字，说不定还加上了同意政府帮我介绍职业。

晚饭后机关同志放假回到学习班，晚上我就交待这两天考虑的问题，我把上述情况谈了，同志们听了以后，提出了很多问题，到底签了什么字？白纸条上签个名字说明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我都不能回答，我思想上又狐疑了。”

这份交待材料十分真实地反映出，在“文化大革命”这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迫害运动中，人性、人格会被异化、扭曲到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