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漫淹下的中国 ——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4）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网路图片）
第二部分 ‧ 长江灾民恨三峡（之一）
长江流域在三峡工程实行截流的八个月之后暴发了空前大水灾，使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工程项目——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再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让我们看一看三峡大坝建造的决策过程。
自从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设想“毕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议在三峡建坝。
不久，毛泽东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诗，成为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鉴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定》。
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了三峡工程方案。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召集四百多位专家，分成若干专题组，進行三年“论证”。
一九八六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曾对三峡工程作出结论，认为“综合的系统评价，利弊相抵后，结果仍明显地弊大于利”。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长江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写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报告书》，其结论也是负面的。
一 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三峡工程“上马”。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也指示：“对国内的不同意见，不辩论，坚持正面宣 传。” 然而长期以来，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大批专家、学者不断质疑三峡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议案时，更有八 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顾政府的压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
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似乎具备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 论证和审批环节，但实际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审批和施工，都由同一个部门负责，例如原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职——“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工 作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