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访谈：揭秘98年抗洪 江泽民下令严防死守的真实目的（音频/视频）
内容提要： 1998年长江洪水的流量不是最大，但它造成了沙市的高水位，而使得沙市的水位洪水位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是人为造成的。而1998年的所谓“严防死守”不符合抗洪的要求，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越来越多的民众质疑：江泽民在98年抗洪中动用了上百万军人，包括飞机、舰艇、大炮抗洪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听众朋友， 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王维洛访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静汝。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1998年长江洪水的真相也不断浮出。据悉，尽管大陆媒体当时统一口径称1998年长江洪水是“百年一遇”，甚至是“世纪”洪水，但多年来网络上也有不断有资料披露专家的调查评估，指当时的洪水流量不是最大，而洪水位被人为的增高。有海外媒体指，当时江泽民下令严防死守，不同意启用荆江分洪是另有目的，结果造成了小洪水人为的引发了大灾难。在今天的【王维洛访谈】节目里，我们就请本栏目嘉宾、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主持人：王博士，您好！ 我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些有关98年长江洪水的文章，有文章指，当时98年洪水其实算不上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王维洛：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对的。什么算大，什么算小， 什么是世纪洪水，什么是百年洪水，评价的标准比较多，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说这年的洪水是百年洪水，我可以说洪水总量是一百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也可以以洪峰流量，最大的洪峰流量每一秒是多少立方米来衡量它，也可以以几天的洪水流量，比如一个星期7天的洪水流量，一个月的洪水流量来衡量它，还可以用某一地的水位来衡量它， 比如我可以拿宜昌的水位，也可以拿沙市的水位来衡量它。
主持人：这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王维洛：笼统的就比如说1998年的洪水是百年洪水，它能够符合这一个标准的，就只有其中的一个，就是沙市的洪水位是达到历史上最高的，超过了沙市在自然状况下百年一遇的洪水位。那么你这么说可以说它是对的，因为它没有定义，它是写报道。
写科学论文的时候你得定义，我这里所说的百年洪水是以什么标准来说的，是沙市的洪水位，还是武汉的洪水位，还是以九江的洪水位，或者是以上海的洪水位来说它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写新闻报道的时候，它就不是像写科学论文这样的，它先没有这个定义，他只是要一个比较吸引人的题目。所以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媒体大多数报道是百年洪水，或者叫世纪洪水。读者或者听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会眼睛一闪，哎呀这么大的洪水。
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那就会有很多质疑。我这里引用一下原来三峡工程的一个反对派，原水利部的一个长远规划处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统计数据和比较。因为我们知道长江洪水从1949年到1998年这个期间，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954年的洪水，1998年它说是世纪洪水。那么陆先生就把他知道的数据摆在一起对比了一下。第一就是最大的流量，就是洪峰流量，就是以每小时多少立方米计算的，他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数据。第一是宜昌，这是三峡大坝下游，然后再往下走是汉口，汉口就是武汉。然后就是大通，就长江分段的最主要的几个要点。他就说1954年的时候，宜昌是66800立方米/秒；汉口是76100立方米/秒；大通是92600立方米/秒。那么1998年的洪水流量，宜昌是63600立方米/秒；汉口是71200立方米/秒；大通是82100立方米/秒。第一组数字对比就可以看出，从最大流量来看的话，1998年的这个洪水最大流量和1954年是不能比的，与1954年这个洪水流量比差不多小了10%.
第二个对比数字是最高的水位，还是这三个地方。1954年，宜昌55.7米；汉口29.73米；大通16.64米。1998年,，宜昌是54.5米；汉口是29.43米；大通是16.31米。这个比较也说明1998年的洪水要比1954年的洪水要小。那么洪水天数，1954年，宜昌是42天；汉口68天；大通76天。1998年，宜昌是42天；汉口是65天；大通是76天。从洪水天数来比的话，相比来说差不多。陆钦侃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到，1954年，通过安徽大通的洪水总量是6120亿立方米，其中1023立方米等于是超额的洪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河床和两边的泄洪工程所不能容纳的水量，通俗的说是满出来的水。1998年这个洪水量，他是估计的，因为当时这个数字没有发表，后来也没有发表，他说不会超过3亿立方米，两者的差距是700亿立方米。
从这个对比来说，1998年这个洪水并不是什么世纪洪水。我们下面还要谈到陆钦侃先生的这篇文章。和陆钦侃先生有同样的意见的中国大气物理学家陶诗言，他也是中科院院士。他说1998年的降雨量并没有超过1954年的降雨量，他说虽然今年的气候反常造成了降雨量的增长，但并不是洪水的主要原因。这句话很重。那么什么是洪水的主要原因 ？1998年洪水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没有按照先前制定的长江防洪规划里所规定的，他故意不动用荆江分洪工程，而人为的涌高了1998年的洪水水位所造成的，这是主要原因，提出这个是主要原因的还有原水利部部长，他也说1998年这个洪水的流量不是最大的，但是它造成了沙市的高水位，而使得沙市的水位洪水位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位，他说是人为造成。
后来中国工程院做的1998年的洪水调查。里面不是很明显，没有说的这么清楚，但也指出，没有动用先前规定的蓄洪工程是造成这个洪水的一个原因，讲到这里有几个概念要讲清楚，就是我们刚才报的几个水位里头，沙市在什么地方呢？沙市处于宜昌跟汉口之间，它是超过1954年的水位。
我们再讲一下什么是长江防洪规划。防洪这个事情大家都是要预先准备的，因为人是无法准确的计算到老天会干什么事情，他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然后来设想老天如果在某一年发生这样的洪水，我们应该怎样来应对，怎么样来调动我们的防泄洪工程，怎么来用它，水位是能控制在什么地方。
中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长江是一条内河。像欧洲的这些河流，比如说莱茵河，多瑙河，它的问题就比较麻烦，因为一条河的防洪工程，一个国家的防洪工程，涉及到好几个国家。打个比方说，德国和荷兰，荷兰在莱茵河的下游，如果德国的防洪措施太厉害的话，等于说它是把洪水全部都送到，荷兰去，荷兰就受不了。所以莱茵河的几个国家，也在预先就规定了一个东西，譬如说莱茵河上德国的主要城市，像科隆，它的防洪堤就不能筑的太高，但是洪水超过这个高度的时候，德国就不能再加高防洪堤，就得要淹科隆。德国政府不能说，我们要保科隆，科隆是我们工业经济的中心，必需保它，我加高，用沙袋加，打几个钢板加高，后果是这里所有的洪水都快速的通过科隆，通过德国都到了荷兰去了，荷兰就受不了。所以他们规划里规定了每个国家平时要建的设施，也规定每个国家能够所采取的措施。
中国比较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中国又是比较麻烦的国家。为什么呢，中国的防洪规划，虽然它上面有个中央，但是中国的各个省之间的这个矛盾相当大，比如说像湖南和湖北，下游的安徽和江西，还有江苏，矛盾就比较大。
我们先撇开1998的洪水的地方矛盾，我们讲1991年太湖的洪水，涉及到三个地方，浙江，江苏和上海。太湖洪水水位升高，没办法了，只能是泄洪，泄洪就是说你要牺牲一部分地方，使它的洪水位降下来，使太湖不要决堤。三个就讨论，谁放洪啊，从自然条件来说，太湖的出口在上海，从自然条件来说第一选择是上海，第二选择应该是江苏，因为江苏的出口那个地势比较平坦，它有几条入海的人工的河，从那边出来。最差的是从浙江出口，因为浙江地势高，减低洪水的效果最差。
但是呢反过来讲，上海经济实力最强，它在中央的说话的权力最高，其次是江苏，对不对，当时1991年的浙江，它的经济实力最低，最后轮到浙江泄洪。但是当浙江打开口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现没用，为什么呢，浙江地势高，水又流回来了。怎么办呢，又想紧急措施，那江苏分流，江苏不肯分，那中央就派钦差大臣就坐镇江苏，看着他用部队把他的堤给炸了，在慌忙当中他出乱，他又把炸的地方选错了，这个炸完堤以后，太湖的洪水不但不降下来，而且升上去了，最后的结果是太湖的洪水冲垮了堤，淹了苏州，淹了无锡，水位才下去的。这是中国的防洪调度里的地方上的矛盾。
主持人：有文章指，如果当时按照国务院专门制定的长江防洪计划，一旦沙市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荆江分洪区就必须开闸分洪，这样就不会人为的加大洪水带来的损失。
王维洛：荆江防洪工程在1954年防洪过程中，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三次分洪，降低了长江的洪水。1998年的时候，荆江防洪工程，他一次没用，为什么？中央说了不分洪，不用。就前面讲到的，预先制定好的长江防洪规划里头就说，当发事的水位好像是超过45米的时候，荆江分洪就必需动用，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大型的防蓄洪工程，我们必需动用。它有一个指标，只要发事过了这个水位，没有二话，就动。
1998年的防洪这个过程中，他根本就没有执行防洪的这个预案，就说明所有的防洪预案措施，全部都无效。你得临时定，你靠的是什么？中国确实靠的是中央集权，靠的是江泽民，我让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在防洪过程当中，温家宝下令要泄洪，监利领导和沙市的市委书记说，凭什么让我们泄洪，他们就抗命，就不泄。那怎么办呢，就动用部队，开了枪，死了人，把那边给泄了。因为当时温家宝确实担心，如果荆江不分洪，江泽民说的不分洪，可能万一大堤溃的话，他就讲，这不是千古罪人吗？所以他就强行把监利给泄了，来替代（荆江分洪）。但监利那个地方比较小，效果不好，外界也不知道这个事实。
其实当时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已经下令把荆江分洪工程里的人给撤出去，有的人说是三十万人，有的人说是五十三万人，这个并不重要，但是这三十万人，或者五十三万人，都已经离开他的家园，都已经准备淹了，只要动用荆江防洪工程的话，1998年的洪水，没有这么大，也没有这么惊险，就根本不需要调部队的，他是人撤了，但是中央没批准。所以他一次也没有用。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1998年的洪水，有人听到过1999年的洪水吗？没有人听到过。1999年的洪水，只是比1998年的洪水小了一点点，当时也没有人去说要派几十万，一百多万的部队，也不要召集这些将军到堤上去宣誓，效忠。2003年，江泽民不当总书记了，温家宝总理就说了，在他当权的时候，他不会采取严防死守的这个措施，说从今以后我们不搞严防死守，因为那不是科学。所以说2003年当时怀河洪水，当时也没有派什么部队上去，温家宝就指示，他说抗洪要依靠科学指挥调度，保证人民安全，严防死守容易导致防洪、抗洪思想上的保守，不仅不能保证人民生命安全，也不符合科学的态度，与新一届领导人所提出的抗洪要求是相违背的。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上面来看，1998年的这个严防死守不符合抗洪的要求，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
主持人：嗯，那我在网上看到有文章指，江泽民相信如果从荆江分洪区分洪、决堤，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
王维洛：他如果要保龙脉的话，他不会在长江上建三峡，那是断龙脉。中国喜欢把长江比做一条龙，上海做龙头，重庆做龙尾，三峡就是截断了龙的嵴骨。
其实我的理解，他（江泽民）是要让这些部队的将军们对他效忠。我们把这个事情扯远一点，为什么温家宝在汶川抗震的过程中，他连部队都调不动。部队不听他的调动。1997年江泽民上台，他当了军委书记，他以前没带过兵，他也没有人脉。他不像习近平，习近平红二代，红三代，除了在商业界的，一大部分都在部队，都在军界，那都是哥们，他有这个人脉，这是他的政治资本。江泽民有什么资本，他没有政治资本，他又怎么来测试部队的将军们是服他的呢？江泽民他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听他的，所以他1998年的时候，是他利用了一次机会，而这一次和他一起合谋的就是张万年。
所以张万年在1998年洪水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是江泽民领导了1998年的抗洪。实际上是谁领导了1998年的抗洪呢？按照中国防洪法的规定，是中国抗旱防震指挥部的总指挥温家宝。温家宝后来他也写文章了，说荆江不分洪那是江泽民下的命令，不动用防洪工程是江泽民下的命令。
江泽民在这一次以后，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20个将军来了，来到大堤上，对着江泽民宣誓。什么场面？部队是来防洪的吗？部队带坦克大炮都拖着来了。现在这些照片都已经删掉了，在1998年的当时的照片上，调用部队，部队坐着火车，坐着飞机来了，火车上带着都是坦克大炮。你去抗洪去？还是干什么去？这些部队那么多人，他没用，站着人也太多，他没用，他就给你乱调，一会从湖北调到湖南，一会从湖南调到湖北，就看你听不听我命令。你不用说去干什么，我让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其实他这是一个效忠的一个过程，江泽民1998年他利用抗洪，部队来的，听我指挥的，就好的，你要不来的，你自己知道……
听众朋友，今天的【王维洛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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