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共党魁、总书记不得善终（三）总书记博古英年空难丧生

博古，本名秦邦宪，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队总政治部代主任。延安整风时，成为批判的对象，被迫交出权力。1946年，参与国共两党谈判，乘坐的飞机遇雾撞山焚毁，当即死亡，年仅39岁。

1926年，博古被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9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成为中共总书记。

博古在主持中共工作期间，被同党指责：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配合，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做法，主张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去考虑，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共和军队都带来严重损失等等。

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遵义会议后，博古沉默寡言，减食少睡。博古的诚恳，似乎没有得到同党的理解。一天下午，周恩来到博古处，周恩来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毛泽东）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当然明白周的来意，告诉他：“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

博古当即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中央书记的条形章统统交给周恩来。同时要周恩来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最后周恩来将张闻天起草的，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告诉周，我看完就还给你。

这份《会议决议》指出：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将此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归为李德、博古等人“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有报道指出，在中共不光彩的历史中，尤其是所谓的五次“反围剿”，它的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军严密的封锁，中共苏区已经到了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那时的中央苏区有300万人口，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极重。

1941年5月，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博古作为“教条主义”代表，成为被批判的首要对象，他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博古在接受批判后表示：“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1945年4月30日，博古被迫在中共的“七大”上检讨：“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中共官方记载：“博古在发言中对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巨大的损失作了深刻分析和自我批评。”

1946年4月8日，博古参与国共两党谈判，在乘飞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遇雾迷航撞山焚毁，当即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结束了他短暂而苦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