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敌人？一场被中共蓄意栽培的仇恨

纽约法拉盛缅街，清晨的早市刚刚开张。一位义工把报纸递给一位面善的老人：“您好，大爷，给您看份报纸吧。”老人却没有接，反倒冲着义工说：“你们天天在国外骂共产党，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美国天天到处打仗，你们跟着美国混，还有没有良心？”报纸，就那么停在半空。这一句质问里，其实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仇恨，究竟是谁种下的？

先不急着争辩，静静看几段往事。

被掩盖的历史善意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被迫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几年后，美国自己发现当初呈报的赔款数额“原属过多”——这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当着中国公使梁诚的面，亲口承认的。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多收的这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条件是专门资助中国学生赴美求学——清华大学，正是这笔退款所创办。

到1924年，退款本息合计逾1250万美元，这笔钱送出去很多年后，清朝早已灭亡，民国也换过好几届政府，美国却始终没有挪作他用，一直用在中国学生身上。

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美、英、中三国首脑齐聚开罗，白纸黑字写明日本侵占的东北、台湾、澎湖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席位，也是美国极力主张促成的。

更早之前，1941年，一群护照上写着“音乐家”“学生”“银行家”的美国青年，分批登船奔赴中国——他们大多是现役或退役飞行员，罗斯福特许他们以“辞职”名义加入民间志愿队，为中国而战。

这支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昆明上空击落日机，让百姓第一次看见机身画着鲨鱼利齿的战机替中国人出头。往后七个多月，这支仅百余人的队伍，击落上百架日机，26名美国飞行员却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天空之下，再没能回家。

这些往事，静静摆在那里，是非曲直，观众心中自有一杆秤。

承认错误与否认到底

再看，一个政权如何对待自己的百姓，同样可以照见它的成色。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为二战期间被关进集中营的12万名日裔美国人正式道歉，每人赔偿2万美元——那些人什么错都没犯，只因一张日本人的脸，便被自己的政府关押多年，四十多年后，政府公开认错、公开赔偿。

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站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忽然双膝跪地，久久不起——“华沙之跪”，后来被视为战后德国真正被欧洲重新接纳的起点。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武帝晚年也曾颁下《轮台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下令停止征伐，与民休息。一位西方总理，一位中国皇帝，隔着两千年时光，做的是同一件事——认错。

反观中共，反右牵连数百万人，大饥荒饿死4000万人，文革非正常死亡至少200万人——这些数字，至今没有一次全国性道歉，没有一次针对受害者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发生过”这三个字，都不被允许说出口。同样是“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做错了事”，一个选择承认，一个选择否认到底。

至此，那句“你们是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或许该换一个问法：这两个政权，究竟谁更配得上信任？

仇恨是精心设计的统治工具

法拉盛那位老大爷的情绪反应，并非凭空而来。中共向来深谙一个道理：一个靠谎言与暴力夺权的政党，若让百姓静下心来独立思考，它便无法立足；唯有让人时时处在恐惧与仇恨之中，才能让人放弃追问真相，转而依附于它划定的敌我界线。

于是，小的麻烦挑动仇日情绪，大的麻烦挑动仇美情绪，坊间早有“小事找日本，大事找美国”的说法。仇恨，不是自然生成的民族情感，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反复投放的统治工具。

翻查史料可知，中共建政之前，也曾多次赞美过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对华善意；建政之后，却立刻转向，利用近代中国积弱、民众渴望自强的心理，挑起仇美、仇外情绪，把自己包装成“民族的救星”。

中共煽动仇恨的动机，实际上无关民族尊严：一是替自己贴金，为残暴统治编织合法性外衣；二是每逢统治危机，便制造仇恨来转移民众视线；三是把对外扩张的野心，藏进“强国雪耻”的外壳之下；四是为未来可能的战争，预先动员舆论、清空人心中的理性与良知。

仇恨越深，人就越容易被驱使着去伤害别人，却误以为自己在捍卫什么。这正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转数十年不曾改变的逻辑：它需要敌人，远胜过需要真相；它需要仇恨，远胜过需要人心中的善良与独立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从苏联到中国，一路走来，从未真正建立起让人心悦诚服的制度与道德，它唯一擅长、也唯一依赖的，就是不断树立“敌人”。地主是敌人，右派是敌人，资本主义是敌人，境外势力是敌人，如今，美国也成了敌人。

敌人的名字换了一轮又一轮，唯一不变的，是这套逻辑本身——只要人心里装着一个必须提防、必须憎恨的对象，就没有多余的心力去追问：这几十年，究竟是谁让中国人吃不饱饭，是谁让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是谁把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耗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里。

仇恨转移的，不只是视线焦点，更是几代人本该用来清算历史、追究责任的良知与勇气。一个靠不断制造敌人才能维系的政权，自证了它的站不住脚。

自由的种子在美国萌芽

而讽刺的是，中国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种子，恰恰是在美国的土地上萌芽的。1894年深秋，太平洋上的檀香山，唐人街窄窄的一条街上，广东话、闽南话混着海风回荡，这里住着几千个漂洋过海而来的华人，大多是商贩、店伙计、种甘蔗的苦力。

11月24日，一间不起眼的会馆里，悄悄挤进来二十多个人，为首的是个28岁的年轻人，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没几年，此刻谈的却不是行医，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叫孙文。会馆里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只有一群普通人，低声商量着一件足以掉脑袋的事——成立一个叫“兴中会”的团体，公开与大清朝廷唱起反调。

入会要交5块银元，往后还要量力捐输，有人当场掏出腰包，有人回去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捐了出来，最终凑出1万3000美元。这些钱，是美国华侨一枚一枚银元凑出来的；这个会，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开的；这份章程，是借着美国给予的自由，写出来的。

消息传回北京，紫禁城里的反应，只有一个词：乱党。朝廷发出海捕文书，孙文与同伴被明令通缉，画影图形，悬赏缉拿——按大清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死罪。

往后十几年，孙文有家归不得，在海外辗转流亡，广州起义失败，惠州起义又败，一次又一次筹款、失败、再筹款，檀香山的这批华侨商贩，许多人到死也没能等到那一天。但17年后，1911年，武昌一声枪响，大清亡了。

如今，那批被朝廷斥为“乱党”的人，在教科书里，有了新的名字——革命先行者。历史从不站在扣帽子的一方。今天骂别人“拿了美国人的钱”“没有良心”的人，或许不曾想过，自己此刻正在重复的，正是一百多年前那顶“乱党”帽子的逻辑——凡与朝廷不同调者，皆为卖国；凡追求自由者，皆为敌人。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被扣上帽子的人，未必是罪人，扣帽子的人，未必是正义。

放下仇恨，找回良知

认清这一点，才是对自己、对家人真正的善意——不必再替一个蓄意栽培仇恨的政权，去憎恨那些真正帮助过中国人的人；也不必再让自己的良知，被一套精心设计的敌我逻辑所绑架。

清华园里读书的学子、昆明上空拼死作战的飞虎队员、檀香山会馆里凑钱筹款的华侨，这些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远比一句“拿了美国人的钱”，更值得被记住。

看清中共如何靠谎言起家、靠仇恨维系统治，退出它的党、团、队组织，是找回独立思考与善良本心最踏实的一步。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4亿65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有人用真名，有人用化名，每一份声明，都是一颗心从被灌输的仇恨中苏醒过来的见证。放下仇恨，看清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善意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