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江：一代学界泰斗陈寅恪之死（图文）

陈寅恪是当代中国“国宝级“的学术大师，被称为 “教授中的教授”，在语言学、历史学、古典文学等领域造诣极深。傅斯年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另有人评价说，他的学问“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然而，这稀希世罕见的奇才，却在十年文革中被活活折磨致死！

陈寅恪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具备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多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起，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之后，当过西南联大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香港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的学问之大，已有定论。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中共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后，在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仍然坚持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在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1953年，中共中央下设了一个历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刚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分别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出任第一所 （上古研究所）、二所 （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上报后，得到毛泽东等中共最高层认可。

当时，陈寅恪正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为了能让陈寅恪北上担任此职，有关方面先后派遣陈寅恪的老友李四光、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以及陈寅恪的弟子周一良等人多次到广州请他北上，但都遭到婉拒。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愿意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此人便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

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陈寅恪家中。汪篯过去曾在陈寅恪家里同吃同住一年多，帮助有眼疾的陈先生整理书稿，深得陈先生赞许。1949年后，他又在马列学院学了两年马列，认为找到了新的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此番到陈家，即以一种“教训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的对陈寅恪进行劝说。不料，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

汪篯见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离开。此后几天，汪篯一直试图亡羊补牢。念及当年师生情分，陈寅恪最终答应与汪篯做一次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

陈寅恪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 《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最高当局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不仅如此，陈寅恪还要求汪篯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这便是日后学界盛传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终究，陈寅恪没有北上。这件事暂时不了了之。

这样的学者，在1949年后的中共可能没有第二个。当然，这是绝对不能被中共所容忍的。曾经，陈寅恪有过一段短暂的好日子。据有关报道，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曾经读过陈寅恪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向中共最高当局打听陈寅恪的情况，这才引起中共最高当局对陈寅恪的重视。当时陶铸任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最高当局责成陶铸对陈寅恪的生活给予适当关照。但是，不信马列，不以马列为指导，还那么有学问，这是深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精髓、坚持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毛泽东最反感的。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是要整对他的权力可能构成威胁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刘少奇等人。第二，是要整一切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必须将他们统统变成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否则，就从肉体上消灭。第三，是要毁灭中华五千年来所有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珍宝，最后，让亿万中国人不信神佛，不敬天地，不敬先贤，不敬有知识的人，只崇拜他一个人！

文革爆发后，陈寅恪成为中山大学被迫害的重点对象之一。他被斥责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封建余孽”，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他的家被抄，他的夫人被打，他家的财物、书籍、手稿，被洗劫一空！他的助手黄萱被赶走，3名护士被撤除，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他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全部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棺材。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都被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景，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曾发出“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从1966年的冬天开始﹐一代大师陈寅恪竟然不得不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无知的红卫兵一遍又一遍的写检查交代。然而，无论怎么交代，他们都不满意，迫使他重写再重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保持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比如，他在一篇检讨中坚持说：“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40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大学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20余年，腿骨折断已6年。”“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山大学的组织交代。”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恐怖的是高音喇叭噪音的狂轰烂炸。有整整两年时间，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他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入眠，何况24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造反派是有意这么干的，他们知道他眼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但听觉灵敏﹐便故意用噪音来干扰他，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

1969年皇历新年刚过，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被迫搬到中山大学西南区50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瘦得不成样子。1969 年11月5日晨5点左右，历经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的陈寅恪，在贫病交加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