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毛泽东“引蛇出洞”考 关于“反右”（下）
庐山会议，反了彭德怀，全国饿死几千万，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说：“毛泽东看清了党内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实际上，毛泽东在大会号召大家讲，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发现的毛泽东》下，第384页）
你只用看看毛泽东在会上会下，以及会后的所作所为，就要佩服王若水真是有见地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 ‘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 ‘出气’。不 ‘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 ‘出气’的问题。有什么 ‘气’出什么 ‘气’，有多少 ‘气’出多少 ‘气’，不管正确之 ‘气’，还是错误之 ‘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19）
可在会下呢？ “他（毛）有一天跟我说 ： ‘应该改成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3）
刘少奇在会上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位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337页）又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昏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421页）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后跟我说： ‘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和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但许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2）
彭真说： “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 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转引自薄一波上书1026页）
“林彪说： 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196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同志的信中说：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同林彪的讲话相反，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用 ‘一个大的马鞍型’来批评 ‘大跃进’，说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 ‘再来总结经验’， ‘作出结论’：他还提出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页1045）薄在另一处说： “我认为，这是导致 ‘文化大革命’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页1037）当时把林彪、陈伯达、柯庆施这类干部称为 “风马牛（看 ‘风’驶舵，拍 ‘马’屁，吹 ‘牛’皮）干部”。
“林讲话以后，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 ‘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5）
在会上，“毛主席还诚恳地说” ：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转引薄上书1030页，）
在会上，“毛主席还诚恳地说” ：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转引薄上书1030页，）
胡乔木说： “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做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页235）
毛在陈云的财经小组报告上面批道： “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直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后，陈才重返政治舞台。”（转引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8）
毛在会上说： “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对于那些被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一经发现就要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而这些干部也要从逆境中受到益处和锻炼。”（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34）
在后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又申斥彭德怀 ‘要翻案’。彭在6月份交了一份申诉书，说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 ‘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于是全会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审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81）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毛大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反“翻案风”， “黑暗风”， “单干风”。正如：七千人大会让 “出气”， 相当于反右倾前的 “神仙会”：也是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十中全会便等于拉开了 “反右派”的序幕：直至文化大革命，才彻底打倒那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出气”者。
在为通向文化大革命铺路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学艺术作了一系列的批示，开展了马头接着马尾似的批修性质的整风运动。 “在向文学艺术猛烈开火的同时，康生等人很快就把批判的烈火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 ‘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 ‘修正主义利润挂帅’论：历史学界批判了吴晗、翦伯暂的 ‘非阶级观点’和 ‘让步政策’论等等。其中对杨献珍 ‘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自始至终由康生亲自策划操纵，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指令，因而颇具代表性。”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中 “制造 ‘哲学罪案’ ”一节的叙述：
1964年夏，理论学术界批判 “修正主义”进入高潮。康生正瞪大眼睛搜索批判对象时，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康生看过后，认为： “合二而一”与 “一分为二”是对立的。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用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现在冒出来一个 “合二而一”，这不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吗？当得知文章作者艾恒武、林青山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时，他便认为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 “找的代言人”。于是一方面责令中央党校追查 “合二而一”的后台，另一方面则与他的亲信 “反修哲学写作组”负责人关锋密谋，布置人写了一篇题为《 “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在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的当天，康生把有关 “合二而一”的两篇文章，交给江青，让她拿去给毛主席看。毛泽东当即批示： “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接着6月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说道： “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 ‘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毛泽东不能容忍和他的 ‘斗争哲学’唱反调，所以一下子就给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原来 “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在讲课时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可以用 “一分为二”来表达， “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可以用 “合二而一”来表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 “一分为二”与 “和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艾恒武和李青山由于受到杨献珍上述观点的启发，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写出了《 “一分为二”和 “合二为一”》的文章，事先并未同杨献珍商量过
康生得到了毛泽东的上方保剑。喜出望外，立即行动起来，他召集各报刊负责人布置刊登关于 “合二而一”正反两种意见的文章，以引起 “学术争论”。然后单独接见《光明日报》负责人，面授机宜： “你们报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主张 ‘合二而一’论的，一篇是反对 ‘合二而一’论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学术争论的局面。很显然， ‘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 接着康生就把 “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的一套战术亮出来： “在安排版面上，也要讲究一下策略，可以轮流坐庄，今天把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对 ‘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琢磨不透这样才能把那些拥护 ‘合二而一’的文章放出来。等放个差不多了，再聚而歼之。那时候， ‘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 从此以后，康生就忙起来了。中央党校是他的专有 “领地，”他要把杨献珍作为毛泽东所说的 “修正主义”典型揪出来，因此他要亲自指挥中央党校的批判。同时，他还要控制报刊上批判的进度情况。从1964年6月以后的三个月内，康生九次召开会议和召见有关人员，具体布置把 ‘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批判。康生自己在1966年11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 “64年， ‘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思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康生举起了屠刀，杨献珍只有挨宰的份儿。1964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就 “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首先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这篇文章是康生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7月15、16两天，康生亲自主持，有艾思奇、范若愚等人参加的中央理论小组经过反复讨论，逐字逐句地修改完稿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点了杨献珍的名，而且以至高无上权威的口气定了性，哪里是什么 “商榷”？实际上，它是向全国发起对 “合二而一”的 “进军令”。正如康生所说： “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对杨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康生始终紧紧地抓住杨献珍不放，仅仅把 “合二而一”搞成阶级调和论，还不足以搞垮杨献珍，于是他祭起了 “新帐老帐一起算”这把刀子。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彭德怀使用的武器，只有用它才能置杨献珍于死地。7月24日，康生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他在会上明确提出： “我们要以 ‘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在1958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1962年翻案的问题。鼓吹单干风的的问题，办校方针的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要往政治上发展。总之，就是要把杨献珍说成是 “一贯反动”，才更有理由证明：这是一场严重的 “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接着，根据康生的授意，《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文章杀气腾腾地说： “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势宣扬 ‘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 ‘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旗》文章所投射出来的猛烈的火力，标志着对杨献珍的批判又升了一级。如果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批判 “合二而一”，是批判杨献珍的观点的话，那么《红旗》的文章则是批判杨献珍 “有意识”地为反动势力提供 “理论武器”，从而也就批判杨献珍其人了。
5月23日，康生亲自召集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他在会上趾高气扬地说： “要看看各省市赞成 ‘合二而一’的是些什么人。”这次批判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包括的地区很广泛，从北京到穷乡僻壤，从文化到工厂、商店，从党、政、民，一直到军队，……斗争很激烈，又很复杂。他们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的。今后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会发生。”接着，康生责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把赞成 “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 “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 “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从此，批判 “合二而一”的运动又升了一级，不仅批判杨献珍，而且要批判赞同杨献珍观点的一些人，于是灾难降临在更多人的头上了。
在中央党校这个 “主战场”，批判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小会逼供、中会审讯、大会批斗，集中火力猛攻杨献珍。1965年3月1日，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杨献珍的十大罪状：（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的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给杨献珍的结论是： “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批准撤消了杨献珍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文革开始后，杨献珍已经是 “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被戴上了 “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里通外国分子”、 “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折磨。1967年5月，杨献珍被囚禁起来，9月康生亲自下令将其正式逮捕，在监狱里关了八年之久。1975年5月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逐出北京，在陕西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直到1980年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此时的杨献珍已是84岁的老人了。
在中央党校受 “合二而一”冤案株连就有154人，他们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害跳入党校人工湖冰窟窿里自杀。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下放农村劳动，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杀。那两位写《 “一分为二”和 “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员，一个被遣返到吉林省长春市，在一个菜店里卖菜，一个被发配大偏僻的山沟里劳动改造。
在全国，由于 “引蛇出洞”而被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海军航空兵学校有一教师，因写了一篇关于 “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报纸，被报社转回学校，这个教师被打成杨献珍的 “孝子贤孙”，遭到批斗，最后被开除军藉赶回农村。广东省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同意 “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报社，被报社转回原单位，这个人就成了 “杨献珍的黑干将”，被关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惨的一例，江苏省一个五好战士陈波，就因为写过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处死碎尸。凶恶残害，令人发指。事过16年之后，杨献珍劫后余生，悲愤地对一位访问记者说：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 “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而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种人数多、时间长的大规模株连，可以说是 “史无前例”的。（参见该书第46-52页）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是从〈海瑞罢官〉开的刀。吴晗搞的是遵命文学，毛曾赞扬过演海瑞的马连良的演出和吴晗的剧本。怎么到后来又成了 “要害是罢官”，要为彭德怀翻案呢？吴被置于死地，原来他在反右时是冲锋陷阵的英雄，有名的大左派，现在他才噬脐莫及，咬破自己的舌头，写了四个血字： “悔不当初”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也是一个 “引蛇出洞”的连环套。从开始，署名不用张春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发表不在《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都是为了避开官方色彩，便于讨论（钓鱼）。叶永烈的《江青传》写道：
江青不断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 “指示”，以求 “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 ‘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 ‘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 ‘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 ‘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打着 “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
于是， “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托。
于是， “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该书第301页） 。
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在他的一篇《自述》：《是阳谋，更是阴谋——〈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中写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夕，阴谋就已经施行。我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一天中午，我到张春桥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相连的），看他正埋头修改文件，我问张：“你修改什么文件？”张诡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我听了一愣，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白头情况”？我回到办公室问秘书，秘书说要问一室主任。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一室主任告诉我：“《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说着，他把刚从市委印刷厂保密车间印好送来的《文汇白头情况》让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扫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罢官》的反应。
原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利用文汇报作为他们控制的工具，由当时文汇报负责人为首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张春桥每天和文汇报负责人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的精神，布置采访对象的名单和要求，要报社在上海和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多名记者逐个去访问他们要访问的人。名义上是让记者征求对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意见，实际上是摸底，了解对方的思想动向，把采访对象的心里话掏出来，还规定“只听不说”，“谁泄密，要追查”，然后详细整理出一份份情况上报。同时，由姚文元拟出二十多道选题，要市写作组和报社针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准备批判文章。姚文元还特地交代，“批判时要用吴晗本人文章及为《海》剧捧场及辩护的论点，作为展开论战的对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罢官》）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说话的毒草”，要说明“这不是学术论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张春桥、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调子，准备打棍子，进行围剿。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当时并未引起读者关注，因为姚文元的名声不好，他的文章又强词夺理，因而青年学生中无人响应，知识界更不予理会。在二十天内，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来稿。张春桥本想在文汇报抛出这一黑文后就可以撒网钓鱼，可是只有马捷等几位作者发表文章，批驳姚文元不讲史实、任意扣帽子的文风。张春桥看了以后认为没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气候，于是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等知名人士座谈会。会前说：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到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张春桥、姚文元又布置报社“捉刀代笔”，“组织”了四封所谓的“读者来信”，张春桥还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假惺惺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张春桥指令报社将这个“编者按”连续刊登了六天。暗地里，他们派记者去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发言的动机和思想状况，把没有讲出来的话再挖出来。同时，按照论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都被列为“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论”。善良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料到：他们以坦诚的胸怀，以史实为据，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压制学术讨论，却一个个坠入了张春桥一伙预先设计的圈套。当这些知名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所谓批判“右派言论”的选题计划也一一布置下来。在座谈会开完以后，一场以“百家争鸣”为幌子的闹剧刚刚鸣锣，就草草收兵，而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战场却已经摆开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翦还公开声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一、戏剧艺术和历史科学是两个问题，两个路数，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评价问题，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以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讲了大实话，可是被张春桥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造成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李平心临死之前，在病中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想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他满腔悲愤的话，是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有力控诉。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建议，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吴晗《海瑞罢官》早两年，跟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包产到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伙硬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一“骂”一“罢”，南北勾结，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直到被逼死为止。张春桥正是在编审《文汇白头情况》中，给一个个所谓“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划框框，定调子，造成遍及全国的文字狱。“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把贺绿汀、周谷诚、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彦等八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在批《海瑞罢官》中蓄谋已久的阴谋。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通过打吴晗，对彭真来说就是引蛇出洞，这叫做 “打了孩子娘出来”。果然，彭出来讲什么 “学术问题”，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订，并且毛也不要看。这便是铺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纲》的出笼。整个发动文革，就是这样一个引蛇出动的过程：吴晗——三家村（邓托、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毛躲得远远的。刘邓派工作组，前去向他请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 心怀叵测，“一心以为鸿鵠之将至!”刘邓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张派遣工作组。电告毛泽东，毛复同意。当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到不可开交时，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 生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 “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斗争和戴帽”（见《文革大年表》第120页）他们把毛泽东对右派 “引蛇出洞”的恶毒阴谋，来了个东施效颦。他们在 “引”学生的 “蛇”，却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本身这条 “蛇”正好被毛 “引” 出了 “洞”。古人有言： “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勿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责小巫： “又何其毒也!”
毛对刘的检讨说好，特别是后半更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一面要稳住刘，要他坐以待毙，直到要他的命之前，还好言相劝：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对刘的态度。结果，陶铸把鬼话当作人话，顺竿而上，便当上了 “全国最大的保皇派”
毛对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怎样施行 “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 “不设国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应。因为这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废除他当接班人的问题。闹腾了半天，捞了个陈伯达当替死鬼，进行 “批陈”整风。毛泽东的难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定进宪法和党章里。仅凭他说过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如今， “我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 一句也不顶，等于零。”：就可以废黜他吗？就可以昭告天下吗？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即便国人不敢巷议，也恐难免于腹非的。
毛南巡，对各大军区政委，司令员进行吹风，透露林的问题，又是唱国际歌，又是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像一个丑角演员，装腔作势，作出破斧沉舟之势。但作为阴谋家，他却达到目的。他是为了敲山震虎，让林彪听到风声，就会感到走投无路，作出过度反应，甚至狗急跳墙。这正是他为他设计的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当然不能设想如折戟沉沙那么样地神机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过度反应，毛便可变被动为主动。事后证明，毛对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王年一、何蜀、陈昭三位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逼出来的 “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5期 ）
邓小平从实施毛的阴谋，到对右派的残酷惩处，可以说是把 “瓮”烧得火红，简直是做得断子绝孙。毛泽东却对他来了个 “请君入瓮”。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两起两落是毛对他玩的猫吃老鼠。我们从最后的一起一落中，例举毛是如何对他施行 “引蛇出洞”的阴谋的。
江青通过大反 “经验主义”反周，旁及邓和大批老干部。邓告了状，毛在一个批示中敲打了江。邓借贯彻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伙同叶剑英，猛烈地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错误，除了这次大反经验主义之外，还联系她屡次违背毛指示， “另搞一套”。让四人帮尝到了邓的厉害。会后，王宏文向毛报告了江青遭到 “围攻”的情况。毛警觉到邓说出周想说而不好说的话，与周合流，这样一来，党内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于是，毛对邓就采用了他 “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
毛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的表演机会。
邓在他主持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1973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张春桥作了检讨，江青则表示： “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晚年周恩来》第464页。以下多取材自此书。）
毛通过观察，深为忧虑：邓的强势作风，如在他身后搞翻案，则是无任何力量可以堵挡的。所以，就进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会议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访找邓小平 “谈心”。毛也找邓谈话，肯定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你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一再鼓励邓要把工作干起来，并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
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面杀四人帮的威风，江青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 “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同时也承认了 “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一方面，邓大张旗鼓，快刀斩乱麻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毛冷眼观察，已觉察出邓要动摇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大摆 “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诱敌深入。特别是，毛对轰动当时的 “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玩了个假要离婚的鬼把戏。据传说，邓批：”同意离婚。”
邓打着 “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加大整顿力度，与江青，两个钢铁公司对着干：声称 “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认 “三项指示为纲”，只承认 “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何况邓心目中只是重在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项？
又如，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居然提出应该解决 “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报 “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文革的 “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邓曾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后被马出卖，密报王洪文。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确认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准备伺机予以歼灭。但为了稳住他，遂让他继续表演。毛对江青在大寨大谈评 〈水浒〉的 “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还故作姿态地批示：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381页）
在周恩来的生命名存实亡的时候，毛抓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毛的一封信，大做文章，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交邓小平转呈毛主席。毛觉得那封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觉得邓偏袒刘。
毛多次与毛远新谈： “邓 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主席对刘冰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 “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场雷厉风行的 “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 在全国展开了!
毛泽东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邓小平这条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这里，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则邓难活。
人们总以为，以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毛决不会对他也来 “引蛇出洞”这一套吧!事实证明，毛对周也来。
人们多听说毛批评周的四句顺口溜：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周从毛抓住外交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题大作，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冲着他而来。惯于运用 “败狗’战略的他，对毛坚持顺守，曲意奉迎，磕头如捣蒜，检讨如雪片。怎奈 “克己从人人不谅”，终于， “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 ‘纰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 ‘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晚年周恩来〉第458页）
所谓 “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 “纰漏”。下面，我们要根据上书的资料，说一说，纰漏是什么？怎样引出的？怎么激化的？怎么收场的？
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 “联美整苏”。事后基辛格写道： “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 周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抢了锋头，因而在对基辛格会谈中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道，探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 “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当然知道兹事体大，请示毛后答以：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13日晚，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同周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来不及请示毛，就谈了，但并未表态，只是表示报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机前再予答复。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并未请示毛，擅自表态：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毛似乎正在等待着周迈出这一步，以便他出师有名，兴师问罪。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基谈话记录。为了不让周这次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技术性问题，并未在意。
随后，根据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
11月17日，毛亲自出马，对周及有关外交人员，放出狠话： “当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主要是批周恩来外交路线上的 “右倾投降主义”。
周又是检讨，又是解释，又是送信，又是给自己戴上 “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毛却认为他是敷衍过关。
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搅蛮缠逼周交代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扣上 “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尽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这种搞法。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 “丧权辱国”， “蒙骗主席”， “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 “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容分说。周对这种政治上的栽赃侮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的顶牛，正好给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飆参加以外，还有邓小平。这样，批周的政治局会议就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由周改为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担任毛的联络员，毛通过她们遥控会议的进展。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对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会议一开，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外交方针，因此要 “甩石头”（此语是毛对林彪所用策略，意为发出警告—高文谦注）毛还危言耸听，说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
周才猛醒过来，原来不是江青和他过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 行了，就按毛定的调子给自己扣帽子，泼污水吧!
会议的发言 ：“卖国”， “屈膝投降”， “目无中央”， “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墙倒众人推。更有人乘机泄私愤，翻老帐，狠踹周一脚。
江青提议并经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帮助小组，由四人帮和汪东兴，华国锋组成。。江青开炮，甚至于提到路线斗争高度，说什么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已是见多不怪。问题是邓小平的发言，对周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周曾求见毛，当面做检讨，被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
周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再加上毛刚过林彪事件，形势刚稳，离不了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以 “外交无小事”作为秉持的人，会作出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事呢？简直不可思议!原来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曾打过电话向毛主席请示，但被告以 “主席正在睡觉”。毛认定他入睡后周是决不会打扰他的。周的警卫曾记载了他在办公桌旁团团转的情况：事急又不能等，于是，出于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眠，便 “自作主张”地做了本属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不料中招而祸从天降。
阴谋的尾声更有意思，实际也是更可鄙。毛嫁祸于人，让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私下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这般卑劣鄙俗，连两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话说： “看了 ‘三国’戏，低头就是计”。纵观毛泽东一生，一举一动尽是做戏，一颦一蹙全是诡计。这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他自幼就把 “三国”当成人生教科书。是复杂的原因， 造成毛又阴险又恶霸的作风 ，毛16岁时写的狂言《七绝，咏蛙 》：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倒是毛个人专权，决不容他人在权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见上置喙的心态的活灵活现。
在这众多事实面前，阳谋说和变卦说（原无意反右派，后来才变卦的）再也无存身之地了。况且。持那些说法的人，也多是，说着说着就就变换了主题，成为对 “阴谋说”的论证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毛“在提出这个方针时，这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诚然，毛开始时预料会放出一些毒草，但并没有想到有这种规模（这话不对。第一，毛想到的比这种规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呜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5月15日告知高层要反右时，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规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说，如果规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风，又当如何？—紫丹）：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护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指责为毒草：他现在要保护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误认为毒草而遭到践踏（？）。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与文革时干部的怨气发展到形成 “二月逆流”相比怎样？他为什么没来急弯？），”（《新发现的毛泽东 》第275页）且看他随后在第293页又是怎么的？——“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 “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 “杀机”!先一年有 “杀机”， “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 “急转弯”呢？
由 “杀机论”导致 “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 “杀机”，后来要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 “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 “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 “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 “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 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 阴谋诡计的词语——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瞑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 “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一脉相承，你看邓小平对天安门的学生，是如何把 “杀机”变为血肉横飞的。王若水先生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中说：
关于 “六四”，作者指出，当局如何一步一步为戒严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如果广场上的绝食早日适可而止，拔腿走人，阴谋家们将极度失望，因为学生们没有落入圈套。而学运领袖的失策，正好对方的阴谋得以完全实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我多么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学运领袖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教训啊。（《当代中国研究》总70期））
2005年10月10日初稿：
2007年2月10日定稿于日内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