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受害者有罪论背后的党文化

2026年9月9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65岁的法轮功学员普宝玉被人发现时已失去反应，而再过两天，就是她刑满出狱的日子。据明慧网报导，她于2019年5月12日被昆明官渡区国保绑架，随后被秘密判处6年4个月徒刑，家属完全不知情。她曾三次遭非法判刑，前后累计冤刑达12年4个月。

这样的消息传出后，有人会摇摇头，说一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自己肯定也有问题吧？”

说这句话的人，未必是坏人。他也许承认共产党狠，也许对死者有一丝同情。但这句话一出口，他的目光就从施暴的监狱、狱警和法院身上移开，转而落到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人身上，去找她身上的“缝”。

这正是中共最想看到的结果。魔鬼统治人间，不只靠枪杆子和监狱，更靠把它的逻辑种进每个人的脑子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替它把迫害说成“活该”。

一、一句俗语的两种用法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本是一句劝人自省的老话。意思是，一个人招来麻烦，往往与自己的言行有关，所以出了事，先要回头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这个道理，古人早有论述。《荀子·劝学》说：“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肉腐烂了才会生虫，鱼干枯了才会长蛀，人懈怠放纵，灾祸才会跟着来。孟子也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做事不顺，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些话都对，但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是拿来要求自己，而不是拿来审判别人的；是用在日常是非上，不是用在强权迫害上。一个人贪财受骗、喝酒闹事，或许可以说有“缝”。可是，当一个国家机器动用警察、法院、监狱和宣传机构，去对付一群手无寸铁、只想做好人的修炼者时，再用这句话去衡量受害者，就是把一句修身自省的话，变成了替暴力开脱的话。

一句话用错了地方，就会正邪颠倒。

对自己讲“反求诸己”，是修养；对被迫害的人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则是帮凶。分不清这两者，恰恰说明中了党文化的毒。

中国传统的因果观，佛家和道家讲善恶有报，看的是行为本身：谁作恶，业力就落在谁身上。《太上感应篇》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迫害善良，栽赃无辜，是在造下大业；而修行人遭受无端的磨难，在信仰者看来，是在苦难中磨炼心性，浴火重生，绝不等于他们做了坏事。

把施暴者的罪业，算到受害者头上，这不是因果，而是颠倒因果。真正懂得因果的人，看到善良的人被迫害，想到的应该是：作恶的人必有报应，而我不能站到作恶的那一边。

二、先定罪名，后找缝隙：中共运动的老套路

要看清这句话怎样被中共利用，先要看中共自己是怎样定罪的。1955年5月，《人民日报》分批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这些所谓的材料，大多是作家胡风与朋友之间多年来的私人通信，被人交出来，再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按语，逐句上纲上线，把文人之间的议论、抱怨和玩笑，解读成“反革命”的证据。很快，“反党集团”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据后来公开的数据，这场运动牵连2100多人，92人被捕，胡风本人坐牢20多年，直到1979年才出狱。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没有“缝”？有，他们说过牢骚话，对文艺政策有意见，写信时口无遮拦。可是，哪一个写信的人没有几句私话？当权力决定要整你的时候，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被找出来，放大成罪证。“缝”不是先存在的，是权力需要它存在，它就被制造出来了。

这种“先定罪，后找缝”的逻辑，贯穿中共历次运动。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时，毛泽东直接给各地下达杀人比例；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底到9月初，北京大兴县的屠杀中，300多人被杀，20多户被杀绝，最小的受害者是一个出生才38天的婴儿。就算真要追究父辈的“成分”，一个不满月的孩子，又有什么“缝”？

宋代岳飞被构陷下狱，韩世忠质问秦桧有何证据，秦桧回了三个字：“莫须有”。中国人从此记住了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千年后，中共把“莫须有”做成了一整套制度。

比秦桧更早的，还有秦朝的赵高。据《史记》记载，赵高想篡权，先试探群臣，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说这是马。二世笑说明明是鹿，左右大臣有的沉默，有的附和说是马，也有人说是鹿。

事后，说真话的人都被赵高暗中治罪。经过这次残酷的清洗，朝中人人自危，再也没有人敢反抗赵高或指出他的错误，赵高从而达成了权倾朝野、只手遮天的目的。“指鹿为马”考验的不是眼力，而是服从。中共的运动也是如此：它要的不是你看清真相，而是你跟着它说，鹿就是马，受害者就是罪人。

三、替法轮功“制造缝”：魔鬼的先后次序

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先后次序：先抹黑，后迫害。先让你觉得他们是坏人，再让你看着他们受难时心安理得。

1999年4月25日，约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请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抓的学员，并允许合法修炼。他们安静地站在街边，总理朱镕基接见了代表，问题得到答复后，人群当晚散去。

三个月后，7月20日，大抓捕开始；7月22日，中共宣布取缔法轮功，4.25万人和平上访被改称为“围攻中南海”。一次被接见、被答复的合法上访，就这样变成了一道“缝”。

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制造的又一道大缝。官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画面推向全国，反复播放。可是，海外研究者从央视自己的录像放慢镜头中，找出了一连串破绽：烈火中完好无损的雪碧瓶，被烧的人坐姿并非打坐双盘，现场有人被穿军大衣的人猛力击打倒地。一个从未有过暴力纪录的修炼群体，一夜之间在全国人眼中变成了“危险分子”。

中国古人早就看穿了这种手法。《战国策》记载，魏国大臣庞葱陪太子去赵国做人质，临行前问魏王：如果有一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信吗？魏王说不信。两个人说呢？魏王说将信将疑。三个人说呢？魏王说：“寡人信之矣。”庞葱叹道，街市上明明没有老虎，可是三个人一说，就有了老虎。

《战国策》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有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跑去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她照常织布；第二个人来说，她仍不理会；第三个人来说，她扔下梭子，翻墙而逃。曾参是有名的孝子贤人，连最了解他的母亲都抵不住三次谣言。

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不是说三次，而是说了27年，用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和课堂来说。在无数次谎言轰炸下，很多人心里先有了“他们是坏人”的印象，再看到他们被抓、被判、被打死，就自然套上那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说这话的人以为是自己的判断，其实只是重复了中共预先设定好的结论。

四、2026年的新闻：受难者身上的“缝”在哪里

让我们看看今年明慧网报导的几个具体案例，再问一问：他们的“缝”在哪里？

据明慧网10月16日的统计，2026年7月至9月，已知至少35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至少162人被非法判刑。

辽宁阜新的高雨民，曾经是阜新市公安局的刑侦人员。2013年11月6日，他因讲真相被绑架，次年被非法判刑，送进沈阳第一监狱。据明慧网报导，狱中体检已显示多项指针异常，他仍被继续关押，绝食时遭野蛮灌食导致胃出血，刑满前约两个月被注射大量药物并关进小号，家人见到他时已陷入昏迷。

此后多年，他一直未能恢复，今年7月19日离世，临终前心智只剩下孩童一般。一个曾经抓过罪犯的警察，因为相信“真、善、忍”，最后死在了自己曾经效力的体制手中。

天津76岁的刘志梅，2023年已被判刑一年；今年8月12日，天津河东区法院再判她4年6个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冤狱期间有什么“缝”而招致一判再判？

云南个旧65岁的杨锦辉，2012年曾因修炼被非法判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公职和退休金。今年4月10日前后，她在高铁上被铁路警察带走，关进红河州看守所，5月3日就传出死讯。官方说是心脏病发作，家属要求尸检，至今真相不明。

10月28日，明慧网发布报告，据其统计，从1999年7月到2026年9月，辽宁省女子监狱至少有10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年龄从28岁到80岁不等。报告列举的手段包括殴打、关小号、长时间坐小凳、剥夺睡眠、灌食和强制注射药物。

一位刑警，一位七旬老妇，一位前公务员，一百多位命丧同一座女监的女性。如果真要找“缝”，这些人共同的“缝”只有一个：不肯放弃信仰，不肯说违心的话。

还要注意一个细节：普宝玉被秘密判刑，家人毫不知情；杨锦辉死后，家属要求尸检，真相至今不明。

一个真正依法办事的政权，何须秘密审判？何须拒绝查明死因？见不得光的，从来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真正有“缝”的，是那套不敢让人看见的审判和监狱。

五、同一只苍蝇，叮遍全中国

这只“苍蝇”叮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

2022年，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冻结储户存款，数十万人取不出自己的积蓄。储户前往郑州维权，健康码一夜之间变红；后来在银行门前抗议，又遭到成群白衣人殴打。他们的“缝”，是把钱存进了银行，又想把钱取出来。

!2022年7月10日，大量储户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维权抗议。(Handout/Courtesy Of An Anonymous Source/AFP)

在香港，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冲进元朗港铁站见人就打。在现场直播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也被追打至满身伤痕嘴角流血，2025年2月27日却反被以暴动罪判监37个月。2026年2月9日，78岁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监20年，人权观察指出，这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重的刑期。从要求普选，到办一份敢说话的报纸，香港人的要求没有变过，变的只是罪名，从“公众妨扰”一路加码到“勾结外国势力”。

“六四”的学生，被说成“被人利用”；地下教会的信徒，被说成“非法聚会”；藏人和维吾尔人，被说成“搞分裂”；香港人，被说成“拿外国钱”。受害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那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却一直有人在说。

六、看客的心理：为什么这句话能流传下来

既然苍蝇的本性是见蛋就叮，为什么这句话还能在中国人的口中流传几十年？因为它对说话的人有用。

中共的历次运动，都把社会划成“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站进多数，就平安无事；掉进少数，就成了被斗争的敌人。人们为了自保，就拚命往多数里挤，甚至替党找理由，证明那百分之五的人确实该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是这种自保心理的一句咒语：他们挨整，是因为他们有“缝”；我没有“缝”，所以轮不到我。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做过一项研究：受试者看着一名女子在实验中不断遭受电击，当他们既无法阻止也无法给她补偿时，反而会贬低这名女子，彷佛她活该受苦。勒纳把这种心理称为“公正世界信念”：人们需要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好人不会无端受害，否则自己也就不安全了。为了守住这份安全感，人宁可去责怪受害者。

一百多年前，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过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个中国人被日军当作俄国间谍砍头，周围站着一群体格强壮的中国人，神情麻木地围观。鲁迅后来在《吶喊·自序》中回忆，正是这一幕让他明白，医好身体不如改变精神，于是弃医从文。他笔下最痛心的，就是这种“看客”：看别人受难，不觉得痛，还要评头论足。

中共几十年的运动，把无数中国人训练成了看客，又在看客的脑子里装上了一句现成的判词。可是，这份靠牺牲别人换来的安全感并不可靠。《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建政以来，受过迫害的人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天站在百分之九十五里的人，明天未必还在。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刘少奇。他是中共建政后的国家主席，亲身参与制定了历次运动的规则，当年也曾站在“多数”一边批判别人。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他在河南开封被囚禁中病逝。据说他被批斗时曾手持宪法说，“我是国家主席，我的人身权利受宪法保护。”可这句话没有救得了他。连国家主席都可以一夜之间被找出“缝”来，普通人又凭什么相信，自己永远不会轮到？

七、该被追问的是“苍蝇”

一个社会的良知，不在于受害者是否完美，而在于有没有人去追问施暴者的责任。

《左传》引用古代《夏书》的话：“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错杀无辜善良的人，宁可不严格执行固定的常规法律。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也说：宁可让十个有罪的人逃脱，也不让一个无辜的人受苦。今天文明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证明一个人有罪的责任，在抓他的一方，而不在被抓的人身上。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Dreyfus Affair）被诬为德国间谍，判处终身流放。当时不少法国人觉得：他是犹太人，一定有问题。1898年1月，作家佐拉（Emile Zola）发表公开信《我控诉》，点名指责军方高层构陷无辜，自己因此被判诽谤罪，被迫流亡英国。1906年，德雷福斯终获平反。佐拉不是受害者，他只是拒绝做那个点头附和的旁观者。

二战后，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留下一段广为流传的忏悔：起初他们抓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后来他们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尼莫拉本人曾一度支持纳粹，后来被关进集中营七年。他的忏悔，正是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最沉痛的回答：今天你替迫害找理由，明天迫害就会找上你。

在德国和欧洲各地的人行道上，嵌着一块块巴掌大的铜牌，刻着纳粹受害者的名字、出生年份、被驱逐和遇害的日期。这是艺术家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发起的“绊脚石”计划，至今已在欧洲31个国家铺下11万6000多块。今天的欧洲人不去翻查当年纳粹给每个人安上的“罪名”，只是把名字一个个刻回他们曾经住过的门口。

自由世界也正在追问中共这只苍蝇。2026年9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要制裁参与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人员。这不是在问法轮功学员有没有“缝”，而是在问：是谁下的手。

八、把判断收回来：三退，就是拒绝当看客

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个人突然看见小孩要掉进井里，第一反应是心头一紧，想冲过去拉住他，而不是先问这孩子为什么走到井边。孟子由此断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中国的戏台上，人们向来站在受冤者一边。关汉卿的《窦娥冤》，几百年来让台下观众为窦娥落泪，骂的是贪官和恶人；包公戏一演再演，百姓盼的是冤案昭雪。没有人会说窦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中共却把这份恻隐之心，换成了先怀疑，后同情；先政审，后怜悯。这就是魔鬼最深的手法：它不需要每个人都去打人，只需要让大多数人在别人挨打时，说一句“他也有问题吧”。

所以，下一次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听到储户被打、香港人入狱，心里冒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念头时，不妨停一停，问自己：这句话是我的良心说的，还是党教我说的？先去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冒着危险讲真相，中共又为什么要迫害他们。想清楚了，就不会再被骗。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一个人说出口的每一句判断，都值得问一问来自哪里。在中共治下生活的人，从小读的课本、看的新闻、背的口号，都经过了党的筛选。很多人自以为独立思考，其实只是在重复党替他想好的结论。审视这些结论，就是一个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开始。

对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来说，“三退”（退出党、团、队）正是把判断权从党手里收回来的一步。它表明：我不再认同这套划分敌我、替迫害找理由的逻辑，我愿意用自己的良知去看是非。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11月10日，“三退”人数累计已达4亿6846万0792人。

结语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用来提醒自己，是一句好话；用来评判被迫害的善良人，就成了魔鬼的帮腔。蛋有没有缝，并非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那只见蛋就叮的苍蝇，我们要不要认清它，要不要远离它。

普宝玉没能等到出狱的那一天，高雨民没能等到恢复神智的那一天。但每一个在听到他们的故事时，不再说“她肯定也有问题”，而是说“这太残忍了”的人，都是在替他们讨回一份公道。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不做看客，不帮腔，三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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