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真话要有勇气：欧洲的言论边界与共产主义思想警察

在欧洲一家跨国公司的茶水间里，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的同事们闲聊，话题可以从足球聊到度假，从房价聊到孩子上学，气氛轻松。可是一旦有人提到移民、种族或性别，空气就会微妙地安静下来。有人转移话题，有人笑而不语，有人斟酌半天，最后说一句谁也挑不出毛病的话。

这些同事都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会说好几种语言，并不缺表达能力。缺的是另一样东西：相信自己坦率说出看法之后，仍会被公平地理解和对待。

对许多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华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又格外刺眼。不少人正是为了摆脱“说话要看风向”的日子才离开中国，在这里学会了德文和英文，到头来却发现，在某些话题上反而不会说话了。一个人为什么在人前说一套，人后说另一套？为什么明知某些说法未必站得住，却不敢质疑，甚至抢先表态拥护？这些问题，过去常被用来描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今天，它们也值得欧洲人问一问自己。

一、两种值得警惕的沉默

沉默并不都是一回事。出于善意，不愿伤害别人而谨慎措辞，这是文明的体现；不愿在职场公开私人立场，也是个人的正当选择。值得警惕的是另外两种沉默：一种是因为不清楚法律到底禁止什么，怕惹上麻烦；另一种是因为害怕被贴上标签，被同事和朋友疏远。

这两种沉默，近年来在欧洲越来越常见。2017年10月，德国《网络执行法》生效，要求大型社交平台在接到举报后24小时内删除“明显违法”的内容，否则最高可罚5000万欧元。2024年2月17日，欧盟《数字服务法》全面适用，所有在欧盟营运的网络平台都要承担处理违法内容的义务。从欧盟层面的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到各成员国的刑法条款和举报机制，网络言论的规范一层迭一层。

惩治诽谤、威胁和煽动暴力，本是任何法治社会的应有正义。问题在于，“仇恨”和“虚假信息”这类概念在实际运用中越来越宽，普通人越来越难判断边界在哪里。法律、平台规则和人际关系分别影响着人们说话的空间，它们未必出于同一种动机，却会产生迭加的效果：当一个人既不确定自己的话是否会触碰法律，也不确定平台会怎样处理，更担心身边的人因此否定自己时，沉默就成了最省事的选择。

同时也必须承认，支持这些规范的人，大多怀着真诚的愿望。一位母亲希望孩子不受网络欺凌，一位少数族裔希望不再遭受恶意辱骂，一位经历过极权宣传的东欧人担心外国政府操纵舆论。这些愿望没有错。中共在欧洲的渗透和舆论操纵，也是真实存在的威胁。

2022年9月，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报告，揭露中共公安系统在海外设立了数十个所谓“海外警察服务站”，其中不少位于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被用来监控和施压当地华人，甚至劝返异见人士。此后多国展开调查，有的站点被关闭。对在欧洲的华人来说，“说话要小心”的压力，有时正是从北京一路跟过来的。

问题恰恰在这里：当人们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有人替自己挡住伤害时，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判断“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的权力交了出去？这种权力一旦不断扩大，又由谁来保护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二、一位普通人读到的新闻

德国自2016年起定期开展全国性的“打击网络仇恨行动日”。2026年2月25日是第十三次行动，各地警方针对140起涉嫌在社交媒体传播违法内容的案件，进行搜查和讯问。据报导，联邦刑警局统计的“刑事仇恨帖子”案件，从2021年的2411起增加到2024年的10732起，三年间增加了三倍多。

案件增加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网络言论本身恶化，举报渠道增多，执法力度加强，统计方式改变。单凭数字无法下结论，其中也确有涉及暴力威胁的案件，理应依法处理。

但不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一位普通的德国退休教师，清晨喝咖啡时读到警方在全国多地搜查网络发帖者的新闻，他会怎样理解自己的言论自由？他是否分得清威胁、侮辱和煽动仇恨在法律上各指什么？下次在网上批评某项政策时，他会不会多犹豫一下？

他可能从未发表过任何违法言论，却仍然因为不确定边界而选择沉默。如果这样的犹豫发生在千千万万人身上，执法的社会影响，就远远超出了被调查的案件本身。法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寒蝉效应”：真正被处罚的人也许很少，但所有人都学会了先把话咽回去。

边界模糊的法律有多危险，中国人体会最深。中共刑法里有一条“寻衅滋事罪”，原本针对街头斗殴和随意毁坏财物，2013年9月，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把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并“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也纳入其中。

什么叫虚假？什么叫严重混乱？全由当局说了算。此后，从维权律师到发帖批评地方官员的普通网民，许多人都以这个罪名被拘留或判刑。一条说不清边界的法律，最大的作用不是惩罚少数人，而是让所有人都不敢靠近那条看不见的线。

三、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警察

欧洲对这种状态并不陌生。1819年3月，德意志作家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被激进学生桑德（Karl Ludwig Sand）刺杀。同年9月20日，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对篇幅不足20印张的出版物一律实行事先审查，在各大学派驻监督人员，解散学生社团。此后近30年，德意志的报刊和讲堂一片沉寂。审查可以让人沉默一时，却不能消除人心中的不满，只是让它失去了和平表达的出口。1848年，革命在德意志各邦爆发，这套决议随之废止。

一百多年后，东德把这套办法做到了极致。国家安全部在1989年拥有约9万名正式人员，另有近19万名“非正式合作者”，邻居、同事、朋友乃至配偶，都可能是告密者。但史塔西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抓了多少人，而在于让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可能被监视。人们在家里说话前会看一眼窗户，在单位里会先想一想对面坐的是谁。

1976年1月，史塔西颁布第1/76号指令，把一套名为“瓦解”的手段正式写进工作规范：不必逮捕你，只需让你失去工作，名誉受损，朋友疏远，直到你开始怀疑自己。控制不再需要警察站在每个人身后，因为每个人心里已经住着一个警察。

这套体系看上去无比稳固，最终却在1989年秋天迅速瓦解。走上街头的人们，最响亮的要求之一就是“言论自由”。

今天的欧洲当然不是东德。民主选举、独立司法和多元媒体依然存在，这是根本的区别。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简单模拟，而在于提醒：人心中的那个警察，是怎样一步步住进来的。

1949年，英国作家奥韦尔（George Orwell）出版小说《一九八四》，书中的极权国家设有“思想警察”，专门侦查人们脑子里的“思想罪”，还发明了一种叫“新语”的语言，不断删减词汇，让人连表达异议的字眼都找不到。奥韦尔写的是小说，可是读过东德和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那并不全是虚构。

四、蔬菜店老板的标语

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最深刻的，是捷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1978年，他在《无权者的力量》中讲了一个蔬菜店老板的故事。

这位老板并不想改变世界。他每天进货、卖菜，照顾家人。橱窗里挂着一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他知道那不过是一句口号，也许根本不相信。但挂上去有什么损失呢？不挂，反而可能惹来麻烦。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想过安稳的日子。

哈维尔真正追问的，并不是这个人为什么懦弱，而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会让普通人觉得，说违心的话比说真话更安全。当诚实需要付出代价，而顺从可以换来平安，谎言便不需要每个人真心相信，只要大家继续配合，它就能一直维持下去。写下这篇文章的第二年，哈维尔被捕入狱，坐了将近四年牢。1989年12月，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比哈维尔早四年，苏联作家索忍尼辛写下了一篇短文《不靠谎言生活》，落款日期是1974年2月12日，正是他被克格勃逮捕的那一天，第二天他就被驱逐出境。他在文中说，普通人或许无力推翻暴政，但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不亲口说自己不相信的话，不在自己不同意的文件上签名，不去参加自己不认同的集会。

这两位作家讲的是同一个道理：极权最坚固的支柱，不是坦克和监狱，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配合。这个道理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一个人不必相信谎言，也可能参与维持谎言。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在某个时刻，在自己的橱窗里挂过某种标语。

五、中共的版本：从引蛇出洞到训诫书

如果说东德把思想控制做成了一门技术，中共则把它做成了一场持续七十多年的运动。

1955年，作家胡风因为向中共中央递交意见书，批评文艺界的教条主义，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两千多人受到株连。这是一个信号：给党提意见本身就可能是罪。

1957年春天，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动员知识分子帮党整风，保证“言者无罪”。许多人信以为真，说出了真心话。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随即展开，55万人被打成“右派”，很多人劳改、下放，家破人亡。毛泽东事后毫不掩饰地说，这叫“引蛇出洞”。从此，中国人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党让你说的时候，最好也别说。

有人偏偏不肯沉默。北京大学学生林昭因为反对反右被捕，在狱中用发夹刺破手指，以血书写下大量文字。1968年4月29日，她在上海被秘密枪决，家人还被索要五分钱子弹费。辽宁干部张志新因为质疑文革和个人崇拜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被处决前，为了防止她在刑场上喊出口号，狱方先割断了她的喉管。

半个世纪后，这套逻辑依然没有改变。2019年12月30日，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里提醒，有医院出现了类似非典的病例。2020年1月3日，他被派出所叫去，签下一份“训诫书”，承认自己“发表不实言论”。一个月后，2月7日，他死于这场被掩盖的疫情。他不是什么异见人士，只是一个说了真话的普通医生。

就连曾经享有新闻自由的香港，也没能逃过。2020年6月30日，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一年后，2021年6月24日，创刊26年的《苹果日报》在资产被冻结后被迫停刊，最后一期印了100万份，市民在报摊前排起长龙。创办人黎智英被以“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起诉，2025年12月被裁定罪名成立。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报的最后一晚，有市民冒雨来到位于将军澳的《苹果》大楼门外，亮起手机灯并高喊“香港人加油”。（宋碧龙／大纪元）

一座曾经众声喧哗的城市，短短几年间学会了沉默。

在中共统治下，沉默不是个人选择，而是被训练出来的本能。从“早请示，晚汇报”到“表忠心”，从单位的政治学习到网络上的“删帖”和“封号”，中国人被一遍遍教会：在开口之前，先在心里审查一遍。

六、从“我是对的”到“我不敢说”

思想控制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发明，宗教审查、君主专制和纳粹统治都曾压制过言论。但共产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控制人的思想发展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国家实践，并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推向世界。

这种思维可以归结为几个特征：自认掌握历史与道德的唯一正确方向，把不同意见解释为立场或身份问题，并倾向于借助组织和权力消除分歧。这些习惯在共产主义统治中曾被系统化，今天在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

这种相似并非全然偶然。1965年，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发表〈压制性宽容〉一文，主张宽容应当给予“进步”的一方，而不必给予“反动”的一方。这一主张在当年的西方学生运动和学术界影响广泛。《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认为，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正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的变种，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思想警察”。今天“某些观点不值得被讨论”的说法，与马尔库塞的逻辑颇为接近。

这种思维把人带向沉默，可以看作一条三级台阶。

第一级，是思想上的傲慢。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工人单靠自身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必须由革命知识分子和党“从外面灌输”进去。这一理论的危险，不在于相信真理存在，而在于认定少数人已经掌握了真理，大多数人只需被引导和纠正，从此不必倾听。

第二级，是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当一方自认代表正确，不同意见便不再是需要响应的观点，而是需要处理的问题。于是讲道理被贴标签取代。过去是“右派”和“反革命”，一顶帽子扣下去，被扣的人说什么都不必再听。

再往前一步就是举报：我不需要说服你，只需要把你交给权力。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可以争论的同胞，而是互相提防的对象。文革把这一步推到了极致。1970年2月，安徽固镇16岁的中学生张红兵在家中听到母亲方忠谋批评毛泽东，与父亲一起写信揭发，母亲被当场带走，同年4月被枪决。几十年后，张红兵公开忏悔，说自己一辈子都活在那一天的阴影里。一套让儿子举报母亲的制度，摧毁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第三级，是人格的改变。人们学会察言观色，学会说正确的话，学会在开口之前先在心里审查一遍。时间久了，说违心话不再需要挣扎，甚至不再意识到自己在违背良知。到了这一步，诚实就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

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经历过这条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正因如此，海外华人更有理由提醒欧洲的朋友：这条路的起点，往往看起来很温和，很善良。它从来不说“我要控制你的思想”，它说的是“保护”、“安全”和“正义”。

七、堵住嘴巴，比堵住河水更危险

中国古人对言论的理解，远比今天的中共高明。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国人议论纷纷。厉王找来卫巫监视，凡是议论的人一律杀掉，结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们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交流。厉王很得意，说自己能够止住诽谤。

大臣召公劝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水还危险，河水被堵塞一旦决口，伤人必定更多。厉王不听，三年后，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把他流放到彘地，至死没能回来。

中国历史上真正被后人称颂的治世，恰恰是另一种气象。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怎样才算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一生直谏两百多次，常常当面顶撞皇帝，唐太宗虽然多次动怒，最终仍以他为“镜子”。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见可以不同，相处可以和睦；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只要自问合乎道义，哪怕面对千万人也要坚持。

西方的源头也是一样。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被控“败坏青年”，他宁可饮下毒酒，也不肯放弃追问真理。两千多年后，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中写道，压制一种意见，损害的不只是说话的人，也是所有听众：如果那种意见是对的，人们就失去了以真理纠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的，人们也失去了在辩论中更清楚地认识真理的机会。

东方和西方的先贤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社会的健康，不在于没有错误的言论，而在于人们还敢说话，还愿意听。

结语：不再挂那条标语

如果我们既不希望社会充满仇恨和谎言，也不希望由权力替我们决定什么是真理，该怎么办？

答案并不复杂。法律的界限应当清楚，让普通人知道什么是禁止的；对言论的限制应当是必要的，合乎比例的；合法的不同意见，不能因为不受欢迎就被当作违法内容。

更重要的是，面对错误的言论，自由社会的第一反应应当是更多的言论：用事实回应谣言，用道理回应偏见，用善意回应敌意。

而制度之外，还有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未必有勇气走上街头。他或许只是有一天决定，不再把那条自己并不相信的标语挂在橱窗里。这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一个习惯了说违心话的人来说，重新开始诚实地生活，并不容易。

对有过共产党组织经历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还有一层具体的含义：如何面对自己曾经宣过的誓，以及那些当年未必认真思考，却被要求接受的表态。入党时举起拳头宣誓“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入团入队时戴上团徽和红领巾，很多人当时只是随大流，就像那位挂标语的蔬菜店老板。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2026年11月11日，已有超过4亿6849万5529名中国人通过“三退”声明，与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决裂。这一选择的意义，不只在于政治态度的改变，更在于一个人愿意重新审视自己说过的话，宣过的誓，以及那些出于恐惧和习惯而接受的观念。

这也是“终结中共”民间思想运动的内涵：终结中共，从每个人在内心摒弃共产主义思维开始。

对欧洲人来说，历史提出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当我们希望社会更安全，更文明时，是否仍然愿意把说话的权利留给别人，尤其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甚至认为完全错误的人？

自由从来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说得对，而是即使有人说错了，我们仍然愿意先用事实和道理回应他。一个社会能否保持自由，不仅取决于它制定了什么法律，也取决于普通人是否还愿意诚实地说话，耐心地听别人说话。

但愿有一天，在那间茶水间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们谈到移民，传统和家庭这些话题时，能够坦然说出自己的看法，也能坦然听到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却不必互相贴标签；可以不同意，却仍然一起喝完那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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